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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对个人利己主义与公众利益相结合的阐述 　　一、利己主义是交易的动力 　　斯密的个人利己主义主张服务于其所推崇的自由经济，他在《国富论》里论述分工时写道：“一切商品交换都是参与者的自利动机推动的，每个人都是按最有利于自己和最可行的方式来选择职业与分工的”，“我们我们每天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于屠户、酿酒师、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这句话说明，每一个经济人都有自身的利益，因为自利，他就必然要求他的财产边界与他人、他利的财产边界清晰。斯密在分析问题时，将“利他心”搁置一边，把利己心看作是驱动人们生产和交易的根本和有效动力。 　　显然，斯密认为，在经济自由的环境下，人们的活动都是受利己心驱使的，“自利”是人们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 　　 　　二、公共利益的实现依赖于个人利益的满足 　　斯密在《国富论》中申明，他的模型即经济自由主义将带来“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社会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利还是有害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显。在任何社会，下层阶级的人数都占整个社会的大多数，对社会大多数人有利的事情那个，绝不能对整个社会有害。而大多数人陷于贫困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的社会。” 　　按照斯密的自由模型，如何使底层人民富起来，关键在于“自由”与竞争。斯密认为商品经济中市场力量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只有在充分的自由竞争中才能实现。竞争越是充分展开，价值规律越能充分发挥作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就越有协调的可能；而限制竞争，保护独占，这种对立必将加剧，国民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进势必受到阻碍。 　　在论述他人的利益如何获得时，仍然是从自利的原则出发的。在这里，斯密暗含了一个假定，即人们对于改善自身利益的利益的兴趣远高于改善他人利益的兴趣，人们之所以从事经济活动，发生交易行为，是因为在交易中遵循自由的原则，能给双方都带来好处。他指出“一个自利主义者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他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安全和他自己的收获。在这种场合，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也经常促进社会利益，而且比他真正有意去促进社会利益时来得更加有效。” 　　斯密认为，人们为改善个人利益所作出的努力会自动地促进公共利益的发展，他是这样论述的：“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斯密在论述其自由贸易理论时，激烈反对重商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实现自由贸易才能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加。他写道：“确实，他通常既没有打算去促进公共利益，他也不知道他将会促进多少公共利益。他更愿意选择支持国内产业，而不选择去支持国外产业，他所考虑的仅仅是他自己的安全；他以能使其产出可能具有最大价值的方式去指导、支配他的生产，他所打算的仅仅是他自己的增值，他在这一场合，就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促进一个并非他意图内的目的。对社会而言，社会的公共利益完全不是他所追求的目的不一定就更糟。他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比他真的打算去促进社会利益的时候常常更为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利益”。 　　 　　三、建立“自然自由的制度” 　　人们在实现经济自由、追求个人利己的同时，不能违反社会道德规范，在这样的前提下，斯密认为应当建立起一个“自然自由的制度”，而无需政府监督，就可以自发地使得国民财富增加。在他看来，只要“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 　　在此制度下，君主有三个义务，即：“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和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 　　 　　四、结论 　　斯密认为，只有通过自由与竞争的方式，加之伦理道德的内在约束，才能构建起一个新的“自然自由的制度”。他通过将个人利己主义与社会公共利益相结合的方式，论述了个人利己主义与社会公众利益的矛盾是可调和的，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受利己主义支配的“经济人”受到利己主义的驱使，劳动者尽最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