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的教育思想 2009.ppt

中国近现代的教育思想 所谓“西学”， 张之洞将其归纳为“西政”、“西艺”和西史等方面，其具体内容是：“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 （《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中体西用”思想就是在坚持封建专制及伦理纲常的前提下，适当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某些社会管理制度措施，以为“我”所用。 评价： 中体西用思想是一种调和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的文化观、教育观，主旨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政治制度和儒家纲常名教，政治上的反动性显而易见。但其打开了封闭僵化的封建文化缺口，使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变为现实，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是双重的: 1、启动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步伐,催发了新式教育的产生、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新式学堂的兴办、留学教育的开展，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传统教育格局； 2、使教育领域充分地引进西方近代学科、课程及制度、措施，对清末教育制度的改革既有思想层面的启发，又有实践层面的推动； 3、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教育的价值观，逐步改变了封建士大夫对于新式教育的看法，为新式教育的推广扫清了障碍； 4、中体西用思想固守中学为体，使新式教育一直受到忠君尊孔读经的封建信条的支配，延缓了新式教育的发展进程。 对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张之洞也功不可没。张之洞也认识到：“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止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学堂虽好，然“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学堂不兴，“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 （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上册）第60-63页）。 回国后，陶行知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聘，担任教育学教员，后为教授。次年又担任教务主任兼教育科主任。1921年9月，南高师并入东南大学，他继续担任教育科主任。同年冬，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陶行知担任了该社的主任干事，1923年与朱其慧、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积极地提倡和推动平民教育运动。1927年，他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创办了实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晓庄师范学校。1930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下令查封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也受到通缉而被迫逃亡日本。1931年春，陶行知回到国内，在上海发起“科学下嫁”运动。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创办了“山海工学团”。他认为“工学团”是中华民族的救命圈，主张“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1933年9月，陶行知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普及教育促成会”，并在1934年创办了《生活教育》半月刊，阐述其生活教育思想和普及教育的主张。 2、对职业教育办学方针的认识 黄炎培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社会化和科学化，在他看来，社会化和科学化是职业教育所应遵循的基本办学方针。 所谓职业教育的社会化，用黄炎培的话来说就是：“职业教育宜以经济为中心”，“办理职业教育，并须注意时代趋势与应走之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职业教育的原则，着重在社会需要”（黄炎培 《断肠集》）。1925年以后，他又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指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须同时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 （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他说：职业教育机关“最紧要的一点，譬如人身中的灵魂，‘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是什么东西呢？从其本质来说，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来说，就是社会化。……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怎么？就是——社会化”。（黄炎培：《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什么》） 所谓科学化，就是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他把办理职业教育的工作归纳为两大部类：一类是物质方面，如农业、工业、商业、家事等各专业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择编写、教学训练原则的确定、实习设施的配置等，都力求因地因时制宜，经过试验，取得经验，逐步推广；一类是人事方面，采用科学管理方法组织职业教育机构的自身建设。黄炎培试图将职业教育建立在职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之上，指出要“因职业的各各不同，与人的天性、天才、兴趣、环境的各各不同，替它分别种类，谁则宜某种，谁则不宜某种” （黄炎培：《我来整理整理职业教育的理论和方法》） * 教育科学学院 袁 强 一、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一）张之洞的生平及政治思想 （二）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武汉大学2002研；华中科技大2003研；天津师大2006研） 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