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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服务成本最小化和公共服务最大化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人民服务”不再是一句政治口号，政府要彻底告别全能型，迈向服务型，要把人民群众满意度、获得感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自觉接受监督”。近年来，各地都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纷纷积极探索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行之有效的举措和措施，结合马克思的廉价政府理论，有几点思考。 首先，依法行政，强化政府厉行节约。当前政府转型的目标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由此意味着政府与公民之间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公民依法缴纳税收。政府节约与否不仅体现出对资源的态度，更是直接反映出对待纳税人的尊重与否。政府厉行节约的意义不仅在于节能降耗，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直观体现。在追求服务成本最小化的同时，实现公共服务最大化，这本身就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题中之义。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李克强总理上任后也明确表示要用简朴的政府来取信于民，他约法三章：本届政府任期内，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公务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但政策的制定不难，难在执行与坚持，中央八项规定应该建立长效机制，制度落实到法律层面，从本质上控制一些腐败现象。 其次，精简机构，提高政府治理效能。古典学派学者亚当·斯密认为，廉价政府与小政府两个概念既存在内在联系又有所区别，小政府是指政府功能简单、财政收支占经济总量比例很低，而廉价政府则是指提供等量服务的时候，政府机构最精简、成本最小化。虽然两者有所区别，但在斯密眼中，廉价政府与小政府应该是同时出现的。因此，当前政府治理也需要积极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合理的政府组织体制，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务交由一个部门管辖，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推动政府放权和权力下移，重构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宪政关系。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合理界定和调整政府职能，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坚决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 第三，加强监督，规范政府行为。《法兰西内战》中提出“国家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受群众监督”。政府行为是政府运用国家权力进行管理和服务的相关活动，要通过强化监督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大政府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很容易变成昂贵政府。政府只能充当经济活动的裁判员，而不能像现在这样，既充当裁判员又在大量的领域充当运动员角色。政府除了要在经济领域厘清自己的角色，要加大政务公开力度，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社会公益事业等领域的信息公开。要完善多方监督渠道，完善政府内部控制机制，强化人大监督，接受舆论和社会的监督，建立立体式全方位监督体系。要推动公民社会的建立，加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充分表达，合理的诉求得到充分重视。 第四，夯实基础，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公务员必须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行政审批为主的政府管理方式，学习并掌握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经济的方法，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水平。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真正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公务员队伍。必须要进一步加大公务员队伍建设力度；要突出公务员能力建设，切实提高广大公务员执政为民的能力素质；要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选拔培养一大批高学历、高素质、复合型的高层次行政管理人才；要加强公务员作风建设，转变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强化服务职能，树立政府良好形象；要认真落实廉政建设责任制，坚决惩治各种以权谋私、腐化堕落行为，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在建设廉价政府的具体实践中，还可以借鉴西方政府管理的先进经验，引进科学的职位分类，把政府机构的干部从大一统的干部队伍中分离出来，以利于干部结构的调整和政府机构干部素质的提高，这也是建设“廉价政府”的应有之义。 “政治体制改革”被作为我国实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写进了十八大报告和国家“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毋庸置疑，新一轮政府体制改革将深入推进，重温马克思的廉价政府理论，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步伐，推进政府改革创新，是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法治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只有如此，才能不断把政府体制改革推向深入，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