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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其非是于学校” 　　［摘要］教育伦理学的要旨在于依据一定的伦理价值体系和原则规范对教育者所实施的教育行为进行伦理评判和指导。黄宗羲的教育伦理思想不仅规定人们的行为不得为非，而且告诉人们应该去追求更高的价值。因此，在制度建设中既要制定必要的规章使人们不逾道德之矩，又应动用激励机制驱动人人追求更高的善。 　　［关键词］黄宗羲；教育伦理思想；“公其非是于学校” 　　［中图分类号］248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2-0037-03 　　 　　黄宗羲（1610~1695）是明清之际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启蒙学者，他使“讲堂病疾，为之一变”，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对于近代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黄宗羲是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一生中坚持反宦官权贵的斗争，明末清初支持鲁王抗清斗争，失败后才隐居著书。他学问渊博，写了几十部著作，其中以《明夷待访录》最有名，可说是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不仅尖锐地抨击了历代统治者的残暴、荒淫和自私，揭露了历史上各个朝代特别是明代各种弊政，而且指出秦汉以后“君为主，天下为客”的局面，是造成弊政的根源。因此，他主张恢复“三代”以前“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局面。为了革除弊政，黄宗羲在官制、学校、选举、兵制、田制、财政、建都各方面提出了一套实施方案。虽然他的这套方案在当时条件下不能推广实行，但在清末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都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他的教育理论，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 　　一、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教育思想的提出背景 　　明太祖朱元璋虽知文墨不多，但他从历史的经验和亲身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学校教育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立国之初，他便将发展教育事业置于重要地位。他说：“治天下当先其重其急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从而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纵观明朝历史，实行这一政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广设学校，培育人才 　　朱元璋认为，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而“人才以教导为先”，主要依靠学校培养。因此，在明朝立国（1365）之前，将应天府学改为国子学，创建了中央最高学府。明洪武元年（1368），“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入学肄业。至洪武四年（1371），学生已达2728人。洪武十四年（1381），又改建国子学鸡鸣山下。洪武十五年（1382），改国子学为国子监，设祭酒1人，司业1人，监丞、典簿各1人，博士3人，助教16人，学正、学录各3人，掌馔1人。永乐元年（1403），另设北京国子监。在积极创建中央学校的同时，明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发展地方教育事业。洪武二年（1369），发布兴学令，要求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学校。兴学令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菹豆……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于是，全国各府、州、县纷纷设立学校，府学设教授，州学设学正，县学设教谕，俱为1人。各学还另设训导，人数多寡不等，府学4人，州学3人，县学2人。同时，对于各学入学人数、师生待遇等，也都一一作了明确规定。洪武八年（1375），又因“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舍之民未睹教化”，下令设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子弟”。这样，从京师到郡县以及乡村地区，建立起了学校教育体系。 　　（二）重视科举，选拔人才 　　设立学校是为了培养人才，而学校培养的人才要成为明朝政府的官员，还必须经过选拔。明朝选拨人才的制度原来主要有两种：荐举和科举。明初，“两途并用，亦未尝畸重轻”。明太祖曾多次下求贤诏，访求天下贤才。例如洪武六年（1373），下诏称：“贤才，国之宝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艺可称者，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荐举制度为明朝政府网络了许多人才，其中不少人由布衣而登大僚，甚至身居大学士、尚书、侍郎等高官要职。然而，自建文、永乐以后，科举日重，荐举日轻，士人都以科举登进为荣，而荐举则名存实亡。科举日益成为明朝主要的选士制度。 　　（三）加强思想控制，实行文化专制 　　明朝统治者广设学校、重视科举，是为了培养和选拔他们所需要的治术人才。因此，在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思想控制，实行文化专制统治。 　　其一，推崇程朱，删节《孟子》。明朝统治者竭力推崇程朱理学，把它作为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统治思想。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学者讲学“一宗朱子之学”，明成祖永乐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