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实践”与十六世纪“歌词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及观念发展的研究.docVIP

“两种实践”与十六世纪“歌词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及观念发展的研究 　　部分西方音乐史著记载，“ｐｒｉｍａ ｐｒａｔｉｃａ”和“ｓｅｃｏｎｄａ ｐｒａｔｉｃａ”（第一实践和第二实践，简称“两种实践”）是蒙特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1567―1642）在他１６０５年出版的第五本牧歌集的前言中提出的一对概念①。“两种实践”的划分也被很多音乐史学家作为文艺复兴时的复调对位音乐向综合性的体裁――歌剧过渡的标志之一。这种“概念可以被视作一个音乐史时期结束，而另一个音乐史的新时期到来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证据”②，其中蕴含的历史价值也不言而喻。 　　 其实，“两种实践”的思想根源来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论述。也就是说早在古希腊时，就已经在探讨“词曲”的关系问题。在这本著作里，提出和谐和节奏应该追随歌词，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在和谐、节奏和歌词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中歌词是第一位的。可是在后来几个世纪的音乐实践中，这种观念发生了变化，到了１６世纪对“歌词与音乐的关系”的讨论已经开始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即“歌词的清晰可闻”和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歌词的情感表达”。 　　一、要求歌词的清晰 　　 格利高利圣咏是一种歌词与音乐紧密结合的声乐形式。在词曲关系上，强调歌词的一个音节对一个音（尽管也存在其他一些形式），以平稳的同音反复为主?熏具有朗诵性，目的是为了防止因旋律过于花哨而影响词的清晰度。因此当时圣咏的音乐要依附于歌词，“音乐仅仅是为了衬托出体现和宣扬某种教义的诗词的附属物”，“音乐的全部作用应是烘托出诗词的崇高，引起歌者和听众的全部关注，绝不可以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音乐”③。也就是说，早期的格利高利圣咏作品其实也倡导音乐服从于歌词，但这种服从完全不同于蒙特威尔第旨在推崇的“音乐应该表达人内心的情感”，而仅仅只是为了让会众听清楚歌词，为了“宣扬某种教义的诗词”。 　　 但是，格利高利圣咏中多声部奥尔加农的出现却改变了“音乐和歌词”的这种关系，它预示了西方音乐将逐步挣脱依附语言的单线条思维传统的束缚?熏进入追求音乐性的多声形式发展的新天地。但与此同时，复调音乐的发展及日益复杂化使音乐中的歌词无法辨认。格里高利圣咏的节奏本来是由拉丁文歌词的节奏和语感来决定的，但当奥尔加农上方声部花唱式旋律的音符成倍增加，定旋律声部的每一个音符都拉得很长，圣咏歌词被肢解成一个个长无止尽的音节之后，拉丁文原有的节奏感也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会众对歌词理解上的困惑。复调音乐此时的状态已经完全背离了音乐在教堂中的作用。 　　 也正是基于复调音乐的这种“不良的态势”，在１６世纪中叶的“特兰托会议”上甚至有人会提出应该在宗教音乐作品的创作中废弃复调音乐。但是教会内部的一些当权者否定了这个提案，只是做了一个笼统的声明“凡腐化或淫秽的东西”必须排除，以便“教堂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之为祷告的场所”④。但是在“特兰托会议”中只强调了复调音乐中歌词要被唱得“清晰可闻”，并没有强调歌词情感在音乐中的表达。当然，在当时教会权威人士还不赞成世俗的情感在教会音乐中过多地体现，因为他们认为那样做会亵渎上帝的圣洁。 　　二、歌词情感的表达 　　 １５、１６世纪，也是文艺复兴运动高潮迭起的时代。古希腊、罗马的重新发现和其他领域的繁荣，促使人们对音乐也进行了反思，他们希望能够出现一个像古希腊音乐那样以人为本，以现世的、世俗的价值标准看待世界，以人的意志、人的情感来决定人的行动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们认为音乐不仅仅是宣扬宗教教义的工具，更是揭示人性、表达人类内心活动的特殊手段。人文主义对音乐所产生的最重要影响是使音乐与文学艺术结下更为紧密地联盟。 　　 在这个世纪的音乐实践活动中，有两种现象令人关注：一是音乐与文学、诗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二是单旋律风格开始兴起。这两种现象的出现基于对同一审美理想的追求，那就是用音乐来准确、清晰而有效的表现和打动人的情感。面对文艺复兴的新的审美理想，“歌词和音乐的关系”也开始有了质的变化。音乐理论家和作曲家开始意识到歌词不仅仅像特兰托会议所要求的“清晰的歌唱”，歌词的意义和情感也要在音乐中予以明显的体现。 　　 １６世纪的理论家、作曲家扎里诺（Gioseffe Zorlino，1517―1590）已经对这一审美理想做出反应。他渴望复调音乐以一种新的秩序使曲调“尽可能流畅、尽可能表现词的意义和内容。”⑤在他１５５８年出版的《和谐的规则》一书中，他除了制定了一系列规则，详细叙述了复调音乐作曲的程序、技巧等，还“第一个抓住吟诵调的全部含义并为它做出典范的解释；他也是第一个按照三和弦而不是按照音程来谈论和谐”⑥，并且赋予三和弦不同的感情色彩。他同时也认为音乐的审美首先是依赖于耳朵，听音乐的耳朵能够在感官上发现诸如大三和弦的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