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二〇一〇年君政学者论文集.doc

民国年间范长江先生对西北民族社会的及其1935年7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开始了他的西北考察与采写活动。其传世之作《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都具有很高的史学和新闻学的价值。然而，学术界的关注的视点主要集中在范长江的生平经历、西行考察以及其、优秀的记者素养，尤其是集中在范长江循红军长征路线西行以及他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访谈等。这些研究由于把焦点集中在红军长征与红色政权建设上，故对范长江大量关于西北民族社会的考察报道数据以及范长江对于西北民族藏、回、汉各民族社会的认识及评论关注不够。应该指出，范长江西北之行的报道中，关于红军和红色政权的报道部分是有限的，所占比例并不大，这一方面是受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此行的重要目的还在于考察报道西北社会，使民众对闭塞的西北社会尤其是西北民族社会有一个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可见，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报道中关于西北民族社会的报道是主要部分。 综上，本论文主要侧重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范长江先生西北之行的社会背景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二是通过仔细梳理范长江先生民国年间在《大公报》上发表的西行报道资料，对他关于西北藏族（川西、甘南）、回族（临夏、宁夏、青海）、汉族（河西武威、张掖、酒泉）社会的考察报道及评论分类整理；三是探讨范长江先生上述报道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与意义。民国年间，军阀混战，国民政府无暇顾及西北，今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区由于交通，经济日渐滞后,加之，国内外新闻媒体对西北地区报道不多，人们对这一地区的社会情况，尤其是民族社会情况了解更少。然而当时，《大公报》在当时西北地区，尤其是报道西北社会状况方面却是独树一帜，是20世纪30年代关注西北社会，倡导开发西北的重要新闻媒体。“”事变后,该报最早意识到西北问题的重要性,提出把西北作为救亡建国的基地,并对西北社会进行了深入报道。这些报道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引起了人们对西北社会的关注。其中，尤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著名记者范长江的报道在当时最具影响。范长江的西北考察正如其在《记者工作随想》提出的，“此次到西北地区采访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可见，范长江的西北考察，既符合了当时时代背景，也与其个人经历紧密相连的。时代背景民国以来，国人对西北的关注始自20世纪201927年中外专家学者组成的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赴西北考察取得重大发现，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北地区连续几年的大旱灾引起了国人的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感到了民族危机，西北地区进一步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并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开发西北”热。正如时人所指出的，“自东北沦陷后，国人对西北之开发倍加注意，前往考察者日多”在绥远从事实地调查的樊库也曾指出:“自东北四省沦亡，国人视线始集注于西北，而开发西北之声浪乃高唱入云。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在日本进攻上海，威胁南京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于19321月30日宣布迁都洛阳，3月，汪精卫在洛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于当年5月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准备“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国难”自此，开发西北的主张逐渐成为各方面的共识，从1932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到19351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3年多的时间内，国民政府陆续通过了有关西北问题的决议案多达十几项。而且，当时国民党许多党政军大员如蒋介石、宋子文、戴季陶、何应钦、孙科、居正、张继、邵元冲等纷纷到西北视察、考察、讲话，特别是张继、戴季陶对西北开发非常热心，更是多次来到西北，倡导西北建设。形成了轰动一时的西北热。对此，宋子文曾作过这样的评论:“中央的人，纷纷到西北，社会领袖，也纷纷到西北，到西北去，已成一种‘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刘守中曾先后两次奉命赴西北调查实业，指出建设西北“应以边防为经，实业为纬”，并提出充实边防、经营交通、振兴农村、改良畜牧，开采矿产、提倡工业、减轻民众负担、维护地方治安、培养边务人才，推进蒙旗教育等10大要务。同时，为鼓励国人赴西北考察，内政部于1931年春制定并颁布了《奖励国人考察边境办法》。除对国人赴西南、西北边境考察给予明确规定外，还对考察者给予乘车半价优惠以及沿途各地区行政保护和协助等便利。“开发西北”的号召声中，“开发西北”成为了当时的热门话题，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氛围。《大公报》作为20世纪30年代开发西北的积极倡导者, “”事变后,最早地意识到西北问题的重要性,拟把西北作为救亡建国的基地,并对西北进行了深入实际的报道。故此，《大公报》称开发西北是“今日第一之要图”范长江的个人际遇范长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