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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基于动态关系治理的分析视角 韩文龙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成都，） 摘要：现阶段，国企改革处在了理论和现实的困境中。国企改革过程中面临着国企的性质和定位、与政府的关系、效率、内部治理和利益分配等五方面的困境。为此，本文提出从动态关系治理的视角来分析和解决国企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包络”国企的动态关系主要有政府、市场与国企的关系，市场中的竞争秩序关系，企业内部治理关系，利益分配关系，社会公众对国企的期望关系等。国企动态关系治理的实质就是对这些秩序和利益关系的再调整。 关键词：国企改革 动态关系 治理 利益调整 引言 从1978年起，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已经经历了“放权让利”、“两权分离”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个阶段。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探讨上，国内外学者提出的不同的分析视角，如科尔奈的政府与国企的“父子关系”论和预算软约束假说、西方的产权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市场竞争理论等理论都被用来指导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可以说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国企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些理论的作用也呈现了边际效率递减的趋势。现阶段，面对国企改革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原有的理论不能给予较好的理论解释。国企改革仍然处于理论和现实的困境中。为此，本文从动态关系治理的视角来剖析“包络”国有企业的动态关系，以图找到国企动态关系治理的新思路。 国企改革的困境：文献回顾 现阶段，国企改革主要面临着以下的理论和现实困境： 国企性质和定位的困境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是计划体制下的“社区单位”或者是生产车间（刘世锦，1995）；同时国有企业也是国家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组织形式，要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就必须解决国有企业的各类政策性负担（林毅夫、蔡昉、李周，1998）。国有企业也可以理解为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如国有企业要保障员工和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等（张军，1994）。其实，国家行为对国有企业的目标和行为具有较强的制约作用（张宇燕、何帆，1996）。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有企业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有学者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是国家干预和参与经济的主要手段（黄速建、余菁，2006），国有企业是区别于非国有企业的特殊企业，应该接受双重评价，即经营效率评价和所有者利益评价（金培，2010）。 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定位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其实从全世界来看，在同一时间段的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时间段各国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定位都是动态变化的。就国外而言，各个国家的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品提供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其产权是多元化的，如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国有参股、股份上市公司等；其经营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国有国营、国有民营和公司合营等（袁志刚，1995）。就国内而言，经过“放权让利”、“两权分离”和建立“现代公司制度”三个阶段的改革后，在新时期国有企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新型国有企业”和超大型集团公司式国企。 其实，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定位是应该动态调整的，调整的依据是国有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率的动态平衡。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本身就是一个难题。 政府和国企关系的困境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正如科尔内所说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是“父子关系”。其实在转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这种“父子关系”的影子依然存在，只是这种“父子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国企的预算软约束，而是表现为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双向依赖”。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为国家承担了过多的社会性和战略性政策性负担（林毅夫、李赟，2005）。如果说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性和战略性负担主要是指保持就业稳定和实现国家重工业发展的战略目标，那么在转型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如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品、投资战略性新型行业、支持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战略等。 在国企改革中，政府作为执政者和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往往会产生角色冲突。作为执政者，政府的目标往往是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增加就业、增加税收等，而国有企业的目标则是经济效率的提高。这两者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有冲突就会有选择。政府一方面利用国有企业加强对关键性领域的控制，另一方面又部分或全部的放弃一些领域的国有企业产权。政府为什么会放弃国有企业的产权？有学者验证了影响政府放弃国有企业产权的五个假说：经济效率假说、市场化假说、软预算约束假说、财政负担假说、改制成本假说（郭凯、姚洋，2004）。对国有企业改制的原因，学界仍然有很大的争论。纵观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都是在多重目标中进行选择和动态调整的结果。这种选择是多个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博弈的结果。 国有企业的效率困境 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可以说是目前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涉及到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两个方面。 （1）国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