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拙朴厚　意在形先.docVIP

古拙朴厚　意在形先 　　[摘要] 两汉陶俑艺术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其出现不仅对早期雕塑文化形态的传承有着重要意义，且对后代造物观、艺术现深化同样有着积极的影响，本文从用途、性质、内容表现、艺术风格等诸方面对两汉陶俑进行分析。其特有的形式之美、风格之美，给今天我们的艺术创作多一些启迪、思考。 　　[关键词] 俑 明器 殉葬 楚文化 　　 　　两汉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也是我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巩固与发展时期，经过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得到发挥，随后文景之治时期的农业、科学、手工业、竞相发展，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经济的发达在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的同时，也刺激了人们不正常消费欲的高涨，为满足封建贵族，官僚富豪炫富贵、极享受的生活需要及死事后延续其奴役仆婢、养尊处优生活的生活幻想，以陶塑、木雕或金属铸造俑殉葬的风气，在两汉极为盛行，它们以丰富广泛的题材内容直接反映现实生活，以奔放有力的气势、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风格展现出时代精神，以多彩多姿的造型向人们展示汉代艺术特有的风貌，构成中国陶瓷艺术史上一个新的发展高度，折射出时代的审美趣味，散发出永恒的艺术魅力。 　　 　　一、陶佣的用途及渊源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俑的性质按用途可大致分为二类，一是作为神祗形象出现的，这种俑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中。1983年对辽宁省喀左县牛河梁女神庙发掘中出土两组女神像，这些神像其最初意义不是出于纯粹审美的需求，而是非功利的原始宗教的产物。是母系社会地母崇拜或生殖崇拜的结果，也是人类对自身认识深化的产物，其出现标志着原始先民已从早期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阶段逐步进入祖先崇拜的历史阶段，是早期文明曙光的初现。第二类是作为“明器”这一“人殉”的替代品出现的。所谓“人殉”是早期社会一种以活人进行陪葬的残暴行为，它也是灵魂不朽的产物。在我国死后有灵的观念始于旧石器晚期山顶洞人，至商周这一奴隶社会鼎盛时期统治者更是沉浸在灵魂不灭、死后复生的宗教迷想中，为享受永恒的幸福，死后由活人殉葬成为早期社会风行于上层统治阶层的野蛮的陪葬方式。《墨子?节葬下》“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处丧之法，将奈何哉”，秦穆公死时(BC621)从死之人有177人，其中有三位良臣“子车氏三子”，“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以志哀怨不平。”经过春秋战国社会的发展，封建制渐次确定，人的价值在社会生活中、改造自然中愈加凸现，“人殉”残暴之制也受猛烈抨击，《苟子?礼论》云“杀生而送死谓之贼”，宋襄公用活人祭祀受到司马子渔力谏：“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呼?”《左传?纪事本末》经过抗争，出现了摸拟人形“俑”来代替人殉的习俗，战国中期的秦国在献公继位后，明令“止从死”，废弃人殉制度，这一做法也逐渐被其他国家接受，改用其它材质明器替代活人殉葬。因陶俑较之木俑、石俑、金属俑材料易得，制作成本较低成型方便且易于保存，春秋战国已大量出现这种陶质“人殉”的替代品，后世大规模出土的兵马俑既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在这些兵俑中秦俑则以其宏大气势，精良工艺，体系完整，开创了陶俑制作的一个新时代，并达到后代难以企及的高峰。 　　“汉承秦制”，秦俑殉葬之制，也被汉代承继下来，虽是承袭前代传统发展而来，但在语言理解上却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所造成的独特性，包括手法的多样化，艺术视野质的拓展，时代特有的审美倾向，无不展示出两汉陶俑艺术典型特征。 　　 　　二、艺术视野的拓展，表现内容的多样化 　　 　　经过数十年考古发掘，两汉陶俑在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四川等等都有大规模发现，除了数量众多，分布地区广泛外，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泛性、丰富性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众多形象中，尤以兵马俑、侍者俑、歌舞及说唱俑地位最突出，在整个汉代造型艺术中也最具代表性。 　　兵马俑集中出现于西汉早期。出于平定内乱(如八王之乱)及对抗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特定需要，两汉统治者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威摄力量，军人在社会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影响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今天所发现的兵马俑主要有咸阳杨家湾随葬俑，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及景帝阳陵出土兵马俑。其中杨家湾兵俑数量最多，计有3000多件，制作也最精，其整体布局是骑兵俑、步兵俑、战车三位一体的综合，《苟子》云：“兵唯杂”，单一兵种，不适应多变的战术战略，为应对不同的战斗形势，多兵种合理配置成为这个时期军队编制的基本要求，也是秦俑陈列形制的延续。徐州兵马俑则数量较少，个体也偏小，大体不及杨家湾工整、严谨。汉代兵马俑与秦一样，在整体气势上无不显示出汉政权的巩固与强大无比，体现着新兴地主阶级武装力量的旺盛战斗力。同样在人物造型上，汉代兵马俑也透着石雕般的严肃，通过质朴道劲的整体概括的凝重笔法，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