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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分立合理性探究 所谓民商分立，是指民事和商事单独立法，民法之外存在一个与之并列的独立的商法部门，有独立的商法典。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就立法体系而言,在民法典之外另定单独商法典;二是就法律运行机制而言,由民法和商法共同实现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民法和商法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从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民商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来看,民商分立的模式之所以至今仍占支配重要地位,不仅由于传统,而且还有某些理论依据。 纵观现代采取民商分立体制的国家的国内立法，可以总结出民商分立体制具有四个特点：（1）民法典与商法典并存。从国外立法来看，既有民法典先于商法典而立法的，也有商法典先于民法而立法的。但从中世纪末期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看，商法法典化的起步一般要较民法为早。（2）民法与商法的地位和效力不一样。民法是普通私法，或者说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基本私法，而商法属于民法的特别法。因此，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民法的原则和精神适用于商法，但在对商事关系进行调整时，商法优先于民法而适用，即“凡商法典有规定的事项应适用商法典的有关规定，至于商法典没有规定的事项，则适用普通民法的规定”。（3）在司法管辖权方面， 民事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辖，商事案件在一些国家归商事法院管辖。（4）在民商分立的内容方面，民法典一般规定总则、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法律行为、时效、债权、物权、亲属、继承等制度；而商法典一般没有民法典那样系统全面的总则，并主要规定商人、商事公司及隐名合伙、商行为、票据、海商、破产、商业裁判权等制度。从调整范围的角度看，人身非财产关系是民法典的重要内容，但商法基本上不予涉及。 民商分立有其独特的根源，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民商分立的经济历史根源。拉丁语中有句格言：“哪里有贸易，哪里就有法律”。这一经典之词正是对商品经济与法律相互之间的关系高度概括。它表明：无论商品经济关系在该社会的发达程度怎样，无论统治者对待贸易的观念怎样，只要有经济活动就有贸易，只要有贸易就有统治者为调整贸易活动所采用的法律措施（商事法）。这一事实，我们无论是从古代的罗马法律中，还的从近代商事条例中，或从各国商法典中均可窥见到。中世纪时地中海海上贸易的繁荣、通向东方的商路的重新开放，极大的促进了沿岸诸城市商业的发达。商业发达带来的社会成果之一是商人阶层的形成。商人在商业上的优越地位演进为在经济上、社会上的优越地位，并进而演进为在法律上的优越地位。商人为了摆脱封建及宗教势力的束缚，争取自身自由和集团利益，逐渐结合起来组成商人自治组织。这种集立法权与司法权与一身的商人自治组织的存在，与其说是社会的无奈，不如说是社会的选择。商人集团订立的适用与商人内部的规约、习惯日积积累，渐成大观，这便是最初的商事法律，一个新型的法律门类。 第二，民商分立的理论根源商事法律规范与民事法律规范不可抹煞的区别性。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商事关系，是因商事交易而产生的财产关系，是商事主体（商人）从事各种商业行为而发生的财产关系。这一调整对象与民法有明显的区别。具体表现为：（1）从法律关系上看，民事关系是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基于各种民事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之总称。商事关系则是营利性主体给予营利活动而引起的经营性社会关系，其范围仅涉及双方有偿的财产关系，体现着社会经济活动的等价有偿的基本要求。（2）从规范的公法性来看，民法是纯私法，调整的是平权关系，商法则是以私法为主体，兼有公法性内容，调整的是平权与不平权兼有的关系。因此，民法是私法规范体系，商法是以私法为主体，私法规范与公法规法相结合的法律规范体系。鉴于现代经济的深刻变化，多数国家相继放弃了放任主义立场，而在商事立法领域实行大规模的公法干预政策，其典型方式就是向商法输入刑法、社会法等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公法规范，从而拓宽了商法的领域。（3）从规范的国际性来看，民法规范注重各国固有的传统，因而具有较强的地域性、民族性。而商法规范往往超越国家、民族、地区的界限，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共同性和相容性，从而使其具有鲜明的国际性。一个“公民”的法律地位永远都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而一个“商民”（商人）的法律地位则取决于他所出的具体交易地点和场合。正因如此，“商法首先不断的开辟使国内法和国际法趋向统一的道路。交易中不存在任何国界，正如个人主义只承认世界公民和世界市场一样”。除此之外，在规范的性质上、规则原则上、稳定性上，二者也有差别。 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在我国有很多弊病，不可能长久存在，必然会被淘汰。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论实质是“商法民法化”的表现，其实质在于以广义上的民法来全盘取代商法，这不仅抹煞了商法与民法的区别，违背了法律部门划分的科学法理，就是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在理论上，民商合一论主张将商法融入民法之中，主要理由都是建立在传统商法中的商人和商行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