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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部局乐队的裁撤风波 　　上海工部局乐队(Shanghai MunicipalOrchestra and Band)，是由西人在中国创立的最早的职业西式管弦乐队之一，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在工部局乐队的发展过程中，梅百器(Mario Paci)指挥乐队曾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使乐队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国内外学者对“上海工部局乐队”曾做过不同程度的介绍和评述。然而，随着“新史料”不断被发掘，以及对其他相关资料的进一步研读，一些以往未被重视，或未被投以较多学术关注的问题得以凸显，其中有关乐队的“经营状态”就是未深入研究的课题。对一个管弦乐队的研究不应忽视其经济运行隋况，它是反映乐队生存状况的“晴雨表”。本文将从这个视角对上海工部局乐队进行探究。 　　 　　1881年，工部局乐队正式隶属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并受“工部局董事会”和“工部局乐队委员会”的双重管理，工部局也开始为乐队编列预算、设定编制，从此工部局乐队成为有机构规范管理并有固定经济来源的重要组织，同时也开始了它的职业化历程。但随着乐队编制逐步扩大，行政开销和乐师薪金逐渐增多，加之当时国内外战事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乐队的经费使用已经捉襟见肘。尽管乐队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创收以缓解工部局的经济压力，但入不敷出的现象还是经常显露。日益增加的经费支出成了工部局越来越大的负担，于是有人开始质疑乐队存在和扩大的必要，并逐步引发了“裁撤乐队”的风波。这场风波从1923年初露端倪到1935年达到高潮，使乐队濒于解散的境地。为保住乐队，指挥梅百器和相关各界采取多种措施，终使乐队转危为安――以既有规模存续。伴随危机的化解，工部局乐队更加深入地融入中国社会，其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得到了广泛认可，对于上海乃至中国新文化的重要作用逐渐显露。这场风波反映了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中国的特定历史进程，风波涉及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勾勒出中国近代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个剪影。 　　 　　一、“裁撤乐队”的起因 　　 　　经济问题是工部局乐队生存最大的威胁。20世纪20至40年代，受国内外战事、金融危机以及上海日趋昂贵的生活费用等因素的影响，工部局曾面临巨大的财政困难，也因此严重影响了工部局乐队的正常运营。由于工部局依赖于强大的税收，且工部局各部门的运转都要经过纳税人大会的商议，当社会大环境影响到这些纳税人，特别是威胁到他们的经济利益时，文化娱乐似乎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因此，尽管工部局乐队是上海租界内最为重要的文化组织，但部分纳税西人仍以各种理由将工部局经费的紧张归咎于工部局乐队的存在，“裁撤乐队”的风波就这样产生了。 　　 　　(一)乐队规模的扩大 　　梅百器担任指挥后逐渐完善工部局乐队的规模，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梅百器时代的工部局乐队在乐师使用上与之前时期有了很大不同，梅百器更加强化欧洲乐师的比重，而逐渐削弱演奏水平欠佳的菲律宾乐师，并在30年代为乐队增添了优秀的中国演奏员。 　　如表1所示，从1919年起工部局乐队的乐师总数逐年增加，其中欧洲乐师人数逐渐增多，菲律宾乐师的人数则大幅度减少。1919年，梅百器在上任后不久便迅速将乐队扩大为包括16名欧洲乐师在内的37人乐队规模，1922年确立“工部局管弦乐队与管乐队”时，工部局乐队已经是一个小型双管编制的职业管弦乐队。而此时在亚洲，就算交响乐起步较早的日本也没有如此规模的交响乐队。日本著名学者田边尚雄在1923年途经上海时曾听过工部局乐队的演出，他感慨道：“日本的交响乐队规模远不及亚洲第一的交响乐队，能在现场聆听正规的管弦乐队演出是很难得的机会。”可见这时的工部局乐队在亚洲已是首屈一指的知名管弦乐队了。在“裁撤乐队”风波出现的1923至1935年间，乐队的欧洲乐师从23人增加至39人，菲律宾乐师从19人减少至4人，乐队的总人数一直保持在42人至44人之间。 　　以欧洲乐师为主的工部局乐队，主要由来自意大利、德国、奥地利、俄国、匈牙利等国的音乐家组成。据曾在工部局乐队担任演奏员的中国音乐家张贞黼回忆：“乐队的乐师出身大部分是俄国皇家音乐院，俄国圣彼得堡音乐院，意大利国立音乐院，德国皇家音乐院等。对于技术大概都有十五年以上的专门训练，过乐师的生活至少也有十年以上……总计他们的人数有四十五人。”由此可见，工部局乐队中的欧洲演奏员大都有着高水准的专业学习背景，这是乐队技术水平的保障；从乐队编制来看，职业管弦乐队的声部分配已经确立。 　　 　　从1936年起至1941年，乐队的总人数从44人增加至52人，其中欧洲乐师的人数从之前的39人增加至44人，菲律宾乐师则仅剩3人，乐队的欧洲乐师逐渐替代了菲律宾乐师。从1938年起乐队每年还聘任5名中国乐师。在这支以欧洲音乐家为主的管弦乐队中，俄侨音乐家逐渐成为乐队的主力，且有多位长期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