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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达学术成就及为人处世探微 　　［摘要］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翻译家向达先生一生严谨治学，勤于著述。其治史领域广泛，尤精于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主持史料编纂，致力奠基敦煌研究，且旁及考古学、目录学、版本学、民族史、南诏史、佛教美术史。其为人诚直，性格率爽，保有“学统”，不屈时势，实为有良知之知识分子。本文试以学术、处世为两大主线展开论述：学术方面以向达治史领域为延展依据；处世方面，从性格入手，略述人际关系、家国情怀下的向达。 　　［关键词］向达；中西交通史；敦煌学 　　［中图分类号］K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41-03 　　 　　学术界对向达学术和生平的研究，多见于亲朋、学生、饮水思源的学人之片段文字中，少有系统研究之作，尚无专著问世。笔者试图就目前所能搜集到的相关资料[1]对向达的学术、思想、品德、处事做一简单梳理，抛砖引玉，以期学界研究专著的出现。 　　一、向达先生艺术成就 　　向达（1900～1966），字觉明，亦字觉民，笔名方回、佛陀耶舍。湖南溆浦人，土家族。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长。向达一生治学孜孜?L?L，焚膏继晷，学风严谨，著作等身。其治史“涉猎既广，钻研亦深”，[2]尤精于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旁及考古学、目录学、版本学、民族史、南诏史、佛教美术史。 　　1917年，毕业于长沙明德中学的向达在“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下考入东南高师数理化部，专攻化学。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带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民族忧患意识，受五四学潮、民主自由精神的洗礼，向达放弃化学改学文史，自此走上史学研究之路。毕业后，供职于商务印书馆，任英文见习编辑。图书馆的工作为向达踏入“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中西交通史领域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向达同梁思成等一起翻译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自己单独翻译了勒柯克的《高昌考古记》，由此引起他对交通史的兴趣。1925年夏，向达偶读《隋书#8226;音乐志》,被龟兹音乐吸引，遍查史料后写成《龟兹苏?婆琵琶七调考原》一文，“论述了龟兹人苏?婆入中原，善琵琶，而七调中之‘般赡’、‘娑陀力’二调，即印度北宗古乐之钩沉，其余‘鸡认’等五调则无征矣”，“为凌延堪再作补正，国人中诚属罕见”。[3]后又撰写《唐代刊书考》、《论唐代佛曲》等论文，确立其治学方向。 　　1930年，经人介绍，向达出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供职于北平图书馆时期的向达同王重民、赵万里、孙楷第、王以中、贺昌群、谢国祯等青年学者朝夕相处、各治其学，与钱宾四、顾颉刚、陶希圣、谭其骧、郑振铎等文史专家频繁交往。这一时期的人际往来对向达学术兴趣的养成、史学思想的成熟具有很大的引导作用。向达力作频出，1930年，出版《中西交通史》，全书共分十章，包括“古代中西交通梗概”、“景教与也里可温教”、“元代之西征”、“马可波罗诸人之东来”、“十五世纪中西交通之复兴”、“明清之际之天主教士与西学”、“十八世纪之中国与欧洲”、“鸦片战争与中西交通之大开”等。“元代以后中国与欧洲的交通”是全书的重心。1933年3月，出版《中外交通小史》，对张骞通西域到乾隆禁西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通状况加以介绍。两书“取材精当，立论新颖，提纲挈领，脉络分明，章节安排的侧重点各有所不同”，[4]对于改变“二千年来中西交通若蒙若昧”的局面具有重要作用，被誉为“中西交通史学科体系建立”的标志之一。[5]1933年，向达在《燕京学报》专号上发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此专著“文献原始、充实、详尽”，“论述清晰、谨严”，[6]虽“个人多其捃摭疏通之勤，而惜其少独发之功”。[7]但“题材重大，以图补史，被公认为其平生的代表作，”[8]是研究唐史、长安史特别是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9]该书从进入长安的西域各国使者、商人、胡姬等各色人物入手，系统论述了开元前后唐朝所受西域文化影响的概况，并对西域绘画、乐舞、娱乐活动、宗教对长安文化的影响作了具体分析。由此奠定了向达在中西交通史领域的前沿地位。 　　中西交通可分南海与西域。20世纪50年代之后，政治气候让史家们不得不转向“整理国故”。[10]向达遂回归中西交通史，但偏重由亘上古和中古的西域转向近古的南海，即由内陆丝绸之路转向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海道针经的探索者，向达主持《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计划，刊行《西洋番国志》、《两种海道针经》、《郑和航海图》以及影印三种古本《大唐西域记》。向达还筹划中非交通史料搜集整理，1966年，其“发凡起例”，同商鸿逵一起草拟了一份《自明初至解放前(1405～1948)中国与非洲交通史料选辑说明》，提出中非交通方面史料整理的方向和任务，因不久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