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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那些名人的故居 　　天津，“天子渡口”的本意，使其注定成为北京的一个影子。距京城不到150公里，即便身为直辖市，也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附属感。除了马三立的相声、狗不理包子、十三街麻花，还有那口抑扬顿挫的天津话，这座城市似乎缺乏明显的标记。 　　然而，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近代史上众多名流巨子、富商政客、文人大豪在京城遇挫后，或大隐于斯，或蛰居于此，留下很多历史痕迹。而数目庞大的名人故居，也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宏大叙事，发生在饮冰室里 　　 　　每一个向往大时代和大成就的年轻人都喜欢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转折年代，他们都喜欢引用查尔斯?狄更斯描写大革命之后法国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他们用混乱来形容自己的年代，渴望为这“混乱年代”理出脉络或者做记录。 　　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社会始终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和矛盾，而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要通过自己的思想，为国家寻找一条能够有效沟通历史和未来的发展道路。仅从梁启超的文章标题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中国建设问题》《中国立国大方针》……都是不折不扣的“宏大叙事”，其中包含着转型期社会，一个忧国忧民的学人对于未来民族国家的想象和期待。即使是在五四之后，他的国民思想，与他早年呼唤新民的努力也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一意义上，他在思想层面和实践操作层面所提出的问题，代表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最有价值的思考，目的就是要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强。 　　作为中国近代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梁先生后期就在今河北区民族路46号的饮冰室从事著述。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而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以148卷、1000余万字的宏大叙事较为完备地囊括了先生的成就，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研究先生思想的善本。 　　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里，充斥了太多物欲横流的是是非非，尽管已经很少有人再去做什么“宏大叙事”了，但是每个人却都不曾忘记那份扛在自己肩上的责任。历史会证明一切。 　　 　　此宅为梁启超故居。他于民国初年在天津意租借西马路（今河北区民族路）购得一块地皮，面积约4市亩，1914年建成一所住宅，此后又建一所书斋――饮冰室，住宅为二层西式楼房，前后共有两幢。前楼为主楼，带地下室。一、二层各有9间居室。整体建筑分为两部分，东半部为梁氏专用，有小书房、客厅、起居室等；西半部是家属住房。后楼为附属建筑，有厨房、锅炉房、贮藏室、佣人住房等。 　　 　　此楼为曹禺故居。曹禺曾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所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多幕剧，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深广的历史内容，久演不衰。此楼分为前后两部分，均为意式风格。 　　 　　人性思考，流连在曹禺故居 　　 　　走进坐落在天津市河北区民主道23号、25号的曹禺故居，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他的爱美剧，更会想到那部经久不衰的《雷雨》。 　　一个70年前写就的老故事，靠什么来抓住今天观众飘忽的思绪？ 　　今天，也许人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什么都可以的时代。社会的宽容与开放程度加大，外界因素的限制减弱，而人心的困惑却在增多，这迫使我们必须去思索什么是“不可以”，什么是人类核心价值的存在意义。在《〈雷雨〉序》里，曹禺先生曾多次提到宇宙人生的残酷性：“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他还说过《雷雨》所显示的，正是“宇宙里斗争的‘残忍’与‘冷酷’”。当人被放置在激烈的戏剧冲突之中的时候，意志和性格的较量，蒸腾出一片狞厉可怖的气息，两性之间的战争、被动选择与自我承担的矛盾、反抗动机与毁灭前提的逆转，这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悲剧情节，也触及到了哲学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必将引领新的观众做出新的思考。 　　其实，《雷雨》通过那样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告诉了我们很多“不可以”，比如在情感欲望上，追求是不可以随心所欲的，在爱情的自主选择上，是不可以悖逆人伦的，在悲剧责任的问题上，是不可以放弃承担的等等。 　　尽管早已物是人非，但是当我们置身于先生曾经生活创作的地方，就不得不陷入这样的思考。因为每个人的存在都不是绝对孤立的，这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现实。 　　 　　相关链接 　　 　　天津著名的五大道，集合了重庆道、成都道、马场道等5条马路，是天津名人故居最集中的一个区域，也是国内少见的具备欧美风情的建筑区。 　　 　　吉鸿昌故居 　　吉鸿昌故居坐落在法租界40号路(今和平区花园路5号)，是一座三层小洋楼。初建于1917年，由沙得利工程司设计，共有楼房11间，平房2间，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红机砖清水墙。 　　吉鸿昌于1930年以有余堂名义买下法租界40号路这座楼房。1933年抗日同盟军在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