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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的时代 　　音乐剧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是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在电影和唱片业的推波助澜下，音乐剧几乎与所有艺术形式接下姻亲，它吸收了所有可用的资源，并随着时尚的变化、发展、调整成为与社会相契合的演出形态。现代科技也在第一时间介入了这个娱乐门类，为它带来了光怪陆离的舞台效果。这个时期的美国，即使最优秀的作曲家也无法抵御音乐剧的诱惑，埃尔文?柏林、科尔?波特、理查德?罗杰斯、弗兰克?罗赛尔甚至后来的列奥纳德?伯恩斯坦无不投身于音乐剧的创作当中。那时最流行的歌曲便是音乐剧插曲，最流行的音乐是根据这些歌曲改编的轻音乐，好莱坞的获奖影片如《国王与我》、《窈窕淑女》、《音乐之声》和《屋顶上的提琴手》等都是直接把音乐剧搬上银幕的，以今天的审美标准来衡量，他们仍然是具有极高艺术水准的经典之作。 　　音乐剧作为流行的娱乐艺术不免要经受流行大潮的洗礼，它在70年代的短暂沉寂，正是遭受“猫王”和“披头士”冲击的结果，社会心态的波动和娱乐观念的变化，竟将生存与大众市场的音乐剧视为保守的东西而加以冷落和排斥。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却提高了音乐剧的社会地位，中产阶级将其当成往美好时光的象征，百老汇的水剧场变成了追昔怀旧的最佳场所。 　　 　　好像上帝故意为安德鲁?劳埃德一韦伯的降临扫清障碍似的，来自英国的四个小伙子将美国的音乐剧冲得七零八落，而在他们的故乡，年轻的劳埃德一韦伯和提姆?里斯却选中了音乐剧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当他们联手创作的《勺瑟与神奇的梦幻彩衣》在伦敦首演成功之后，音乐剧的重镇便从纽约转移到了伦敦，音乐剧第二个黄金年代也从此拉开了帷幕。 　　在这个以劳埃德一韦伯为中心的黄金岁月里，音乐剧以它的包容性奠定了它在西方娱乐界的主流的地位，而且能最大程度的讨论大众的欢心。比如《万世巨星基督》虽然曾遭到宗教人士的非议，但它的公演也得到部分基督教组织的支持。已故的阿根廷第一夫人伊娃的故事被里斯选中，是因为他以为发现了一个现代“灰姑娘”的童话，这部名为《爱薇塔》的音乐剧上演之后曾在阿根廷引起了骚乱。已去世近30年的女人重新成为人们瞩目的中心。电影的拍摄版权早在1981年就卖出去了，但直到15年以后――1996年才拍成电影与观众见面，原因就是有太多的导演要执导这部影片，像梅丽尔?斯特莉普、芭芭拉?史翠珊、丽莎?明妮莉、伊莲?佩吉、帕蒂?露龙和蜜雪?菲佛这样的大明星都在为扮演女主角而展开无休止的竞争。后来最有争议的麦当娜成功再现了伊娃的风采，不是在阿根廷人的心里，而是在全世界电影观众的心里。因为这部电影，安德鲁?劳埃德一韦伯作曲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的歌声和电影主题曲《你必须爱我》一起再次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音乐剧领域，能够从安德鲁?劳埃德一韦伯的锅里分一杯羹的大概只有法国的克劳德一米歇尔?勋伯格和美国的斯蒂芬?桑海姆了。前者的《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是顺应音乐剧发展潮流的两种形态的突出代表，他们都没有劳埃德一韦伯的诡秘怪诞，不是靠大型只做而是以浪漫的剧情和优美动听的音乐来吸引观众。比起劳埃德一韦伯的较受争议，勋伯格的音乐剧更能得到全球化的认同。在美国人看来，勋伯格可能更保守一些，但正是勋伯格才真正对古典的歌剧构成了威胁，《悲惨世界》这样的音乐剧比歌剧更能引人入胜。它的演出也需大型的交响乐队伴奏，参与表演的合唱演员也有70余位。更主要的是它没有歌剧中乏味的宣叙调，全剧自始自终载歌载舞，每一首插曲不仅旋律优美流畅，而且给人印象深刻，极易学唱。当然，像《悲惨世界》这样的经典题材是很能打动人的，它每一场演出，不知要赚取观众多少眼泪，在伦敦西区的剧场里，常常会有人每隔一段日子便要来哭上一场，美国的百老汇也有相似的情景。 　　 　　《西贡小姐》不是改编名著，是名剧的变形。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以哀婉伤情的爱的毁灭故事在东西方引起共鸣，它的艺术力将近一个世纪经久不衰。勋伯格和词作者伯利尔在《悲惨世界》上演成功之后，又从《蝴蝶夫人》中找到了时代的契合点。《西贡小姐》对《蝴蝶夫人》的变形并不光是把舞台从日本转到越南，也不只是日本艺妓巧巧桑被西贡的酒吧小姐金所代替那么简单。它的时代背景更加广阔复杂，由于音乐剧的形态活泼不必遵守古典戏剧的“三一律”规则，所以它的场景变换也就没有什么约束，甚至还有电影的蒙太奇效果。《西贡小姐》比《蝴蝶夫人》更注重细节，几乎出场的每一个人物都不可缺，唱词简约经典。一部通俗的音乐剧能做到如此精致的程度确属罕见。这个戏的民族倾向性是很明显的，美国人绝对写不出这样的戏，但这里却丝毫没有丑化美国的地方，倒是法国人对越南的基于历史情结的心理认同在剧中表现得很充分，也很感人。 　　 　　就在劳埃德一韦伯的《脸影》、《猫》和《爱薇塔》以及勋伯格的《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仍保持着极高的上座率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