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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意和策划照亮华商品牌 　　审视《华商报》风雨兼程的步伐，可以探摸到一根清晰的贯穿始终的轴线――创意和策划。它们凝聚着几代华商人的心血智慧，火炬般照耀着华商品牌的壮大和前行，成长为一种品质和力量。 　　 　　一、新闻的策划 　　 　　“新闻的策划”应该是同源新闻的较量，笔者以为就是运用“议程设置”理论，对新近发生、正在发生和注定要发生的新闻事件的关联信息进行开发、整合，提升，实现信息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合理开发，使新闻在报道过程中形成一种场效应，立体地提升新闻的价值和传播效果，而不是单一地停留在对事实状态的平面化再现上。 　　《华商报》“新闻的策划”呈现出这样的特点： 　　⒈在策划中走向深度。“拉土车”曾经像脱缰的野马，给西安市民的生活和市容带来许多安全隐患。2005年4月，交警张小平竟然被“拉土车”撞死在马路上。媒体群起而攻之，领导作了批示，市民沉重哀悼，“拉土车”在“万夫所指”中声名狼藉。各家媒体在张小平的追悼会结束后，都为这个报道画上了“完满的句号”。但是《华商报》经过缜密策划，派记者杀了一个回马枪，深入调查，发出《拉土车依然在疯狂》的追踪报道，点住了“拉土车”的死穴：他们之所以敢疯狂、能疯狂，是因为一些市容人员乃至领导的个人利益和他们捆绑在一起！最终，市委出台了相关政策，对“拉土车”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查整顿。 　　策划在《华商报》不仅仅是惩恶扬善的武器，更是颂歌时代精神的放大器。2005年，在举国上下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主题宣传中，《华商报》策划了“百名抗战英雄入城仪式”，堪称当年主题宣传的神来之笔。入城当天，市民抱着鲜花、拿着各种礼物从四面八方拥来，场面的热烈超出了华商人的意料。他们不仅仅是打通了时光隧道，让那些曾经出生入死，和日本鬼子浴血奋战的英雄在70年以后，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唤起了久违的英雄主义情怀。 　　⒉ 新闻策划的高度。 在汹涌澎湃的信息时代，媒体仅仅发出“我在现场”的呐喊，已经无法号召起足够的注意力，“我站得更高”才是制胜的利器。 　　《华商报》的策划经常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点上回环，以期在推进社会文明上拥有一种建设力量和高度。在全国曾经轰动一时的“夫妻看黄碟”的报道，就是“策划高度”的一个经典。虽然最早报道这一事件的不是《华商报》，但他们在报道时，并没有停留在“奇闻轶事”的层面上，而且在细致地采访深入地思考后，站在法理的高度，于2002年10月25日，发出了《从黄碟事件看公民权利》的深度调查报道，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公民私权空间”的大讨论，使老百姓从中接受了一次法律知识的大普及，执法人员从中接受了一次职业精神的考试。 　　与此异曲同工的策划还有发生在2004年6月的关于“高德龙犯罪案”的报道，当多家媒体都津津乐道于高德龙在失去儿子以后“病态的”“疯狂的” 报复社会，而且手段残忍，罪有应得时，《华商报》却回望案件的本质，精心策划了一篇思考型的深度报道，引导受众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没有道德的堤坝作保证，良好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秩序，只能是一个空中楼阁。策划的切入点是“高德龙只想让打死他儿子的人对他说一声对不起，这些人就是不说”！撕去温情的面纱，“是谁把高德龙推上断头台”这样惨烈的质问就掷地有声，一石激起千层浪。它拍打的不仅仅是几个“不良少年”的人性，而是社会的良知。 　　⒊新闻策划的广度。对新闻信息矿藏的开掘，很多人将它认定为记者的视野和能力，实际上，在市场化的格局下，它更取决于媒介在策划层面上的“运筹帷幄”。 2004年11月28日，铜川“陈家山”发生一起特大矿难，《华商报》在连续一个星期的报道中，记者采写回稿件42篇，再加上他们从数据库中整合的资料，《华商报》几乎调集了一切表现手段，消息、通讯、图片、现场特写、独家专访、数据图表、言论等等，连篇累牍，不惜版面，气势凌厉。开始还有人担心《华商报》“出手太重，火药味太浓”，甚至有人断言“他们肯定会弄出事来”。但是人们预料的一切不但没有发生，《华商报》反而得到重要领导的高度赞扬和好评。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华商报》在报道过程中不仅注重报道矿难消息，更加注重的是舆论引导和人文关怀，彰显了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的立场和态度，从而缓解了矿难家属和广大读者的情绪，消除了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力配合了矿难善后工作和随后开展的全省专项治理整顿工作。 　　多年来，面对新闻《华商报》都会首先对信息进行立体化、全方位的解构，然后进行四通八达的连通。发生在2003年的“肉毒素中毒”报道，便是很好的事例。对这一事件《华商报》是在各媒体密集报道一星期以后才“高调跟进”的，但他们并没有把目光仅仅盯在医院和患者身上，而且一出手就向全国和全世界发出SOS呼唤，两天以后，遥远的德国传来声援的声音，这时候，《华商报》又不遗余力地打通各个关节，促使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