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寺桃花始盛开精选.doc

山 寺 桃 花 始 盛 开 ——灵空意境下的中国美学批判及文化现代化 吴声怡 一 人间四月芳菲尽。 这是2013年。 4月20日在四川雅安，发生了一场7级大地震。 于是，国人又开骂了！ 我发现，每当大难临头，总有一些人挨骂。而且挨骂最多的，是名人明星，比如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在这时候为什么不做个“地震专题”？许子东的微博为什么没有对死难者发哀悼之词？马未都在这关键的时刻去哪里了？比如某歌星在这个时候，怎么还没有取消既定的演唱会？某主持人怎么能围一条红丝巾出镜？商女不知亡国恨！ 二 在举国上下一片谩骂声中，我想起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桃花扇》。 《桃花扇》张扬的是商女爱国的“主旋律精神”，但意在贬斥书生为汉奸。 故事的绝妙之处在于，李香君的爱国形象之于侯方域就如一把道德匕首，刀刀刺向侯方域，刀刃所至，一片血肉模糊，而有趣的是，刽子手是孔尚任担当，他也是一介书生。书生对书生，下手怎么这么狠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在一场地震中，对于明星、名人的“道德凌迟”，一样地血腥和无情。 我是个惜花如命的人，每每看到一些名媛巨星遭到口诛笔伐的精神鞭挞，总不觉心生同情。 以《桃花扇》为例，试问帝王将相且无以保护其臣民，平民百姓，包括书生商女又何以为前朝殉葬？！ 即便清兵入关而言，此乃崇祯皇帝及大顺皇帝之干系，何以历史往往不究皇帝问书生？ 如果问一问大明、大顺、大清之间，凭什么说选择这个光荣选择那个可耻？当何以置答？ 说白了，问题的症结在于，只是书生与商女同属弱者之列，既无大权在握，又无金戈在手，故每每在兴亡关头总要背忠烈名节。 三 200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伦理社会。 但荒谬的是，伦理准则总是按强者的意志制定。杜牧的《商女》一诗如是，《桃花扇》一剧如是，几乎所有的传奇故事戏曲小说都如是，如《水浒传》里宋江杀小妾阎惜婆，武松杀嫂，总是杀得理直气壮。 甚至，像《赵氏孤儿》这部现代电影中，一个父亲杀死自己的亲生骨肉，也会成为一个“忠君爱国”的传奇，根本不在乎基本的人权常识，一个成人是否有权为“另一个人”杀死一个孩子，不管那“另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象征性。 四 所以，我很不喜欢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类的儒化语录。在我看来，所谓的“忧其民”，不过是救世主腔调的改头换面，而“忧其君”，则是令人作呕的奴声奴气，一付“朝天阙”的奴颜心肠。前者是居高临下的，后者是伏首贴耳的，两者之间，独缺平等。 五 我以为，我在《自在人：管理学的人性揭竿与价值革命》一书提过的大爱精神，才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大爱的前提是平等，众生平等，人人生而平等，平等的前提是自由，思想自由，人格独立。儒气十足的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只是孔孟的道德规范，与现代工商文明的价值体系格格不入。 现在，神州大地，大江南北都在欢呼一个口号：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这个“复兴”，不是满世界搞“孔子学院”，也不是简单地让学术超女们唾沫四溅地讲《论语》。 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应当回归于《山海经》，而不是《论语》，更不是《三国演义》、《水浒传》。 你看那《山海经》里的中国人是健康的、勇敢的、豪迈的、慈悲的、敢作敢为的、又是忍辱负重的，根本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的中国人，确是病态的、怯懦的、阴险的、残忍的、草莽气十足的、崇拜权力的、窥视天下的、抢江山的。 六 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革命文学”和“服务文学”，实际上是因袭了演义的传统：忠奸分明、好人坏人模式固定的老套故事。写来写去无非是褒扬如何忠于什么叉叉的奴才，讴歌以造反有理，为什么叉叉主义献身的蛮夫愚妇。像汤唯演的那个什么《色戒》，甚至为了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主义献出自己宝贵的贞洁。我看到这里，不禁泪流满面！爱，是没有理由的。爱，崇高而又圣洁。怎么能为了什么“主义”，牺牲自己的贞操，牺牲自己的灵魂呢？这不是对自己的出卖吗？如果有一天她发现她所为之牺牲的东西并不存在，那么，她完全有可能为另外一个东西比如金钱、比如权欲牺牲自己的身体，献出自己的灵魂。这就是当今社会，乱象横生、“道德滑坡”的根源。貌似崇高，内心卑劣，不择手段。 七 由此，我想起了一本书，搞文学的人都很熟悉，它叫《文心雕龙》，对于一些文学人士而言，它不亚于一部《圣经》，但在我看来，《文心雕龙》的观念是有大问题的。 《文心雕龙》以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力图制作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其倡导的美学理念，有类于黑格尔的理念美学。 开篇《原道》一章便以神道设教的方式确立了“原道以心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德原则。 这种道统诗学，说白了，是继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 《文心雕龙》可谓开“文以载道”之先河。 此后，有唐一代，韩愈倡言古文运动，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有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