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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诗形式和韵律体系 ——中国汉诗创作规范略谈 作者：周拥军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3468 更新时间：2005-10-29 17:17:44 自“五四”新民主文化运动以来，新诗大行其道，得到充足的发展，毫无疑问，新诗已成为诗坛发展的主流。这是先进文化的“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文化进步，新诗相对古诗（格律诗）而言，其主流的地位将永恒地传承下去。但新诗的发展并不尽人意，中国新诗“鼻祖”胡适曾经梦想过要出几个白话的雨果和几个白话的东坡，一百年快要过去了，终归还是一个梦想。更可悲的是，在新世纪里，新诗面临困惑的选择却越来越多。譬如说，有诗人就曾明确主张：“我要让诗意死得难堪。”“没有诗意是现代艺术的一个前提。” 另外，网络盛行的“下半身诗歌”的口号更是干脆：“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这种推动是唯一的、最后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的。因为它干脆回到了本质。”这种充分获得了诗歌创作的个性之后，却有意地回避了诗歌应当承载的精神意义的现象，正是新诗健康发展的“困惑”。 诚然，诗是一种美学和哲学，是无法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的。每个诗人的诗观，以及各类诗歌的风格和流派的存在，都是诗人理想追求和生产劳动的结果，都应该获得尊重。但诗歌的底线——“文以载道”“歌以咏志”，作为诗人是无能无何也不能“摧残”的。 毋庸置疑，诗人的品格便是诗的品格。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品格就是真诚，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的真诚热爱。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定豪迈，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高尚大义情怀，无不让人感动和追忆。诗歌是人性本真的呼唤，是一种至纯境界。确实，“诗人但求本真。”当诗人有了这种赤诚的本真，他即使遭受一切不幸，遭受命运所有的打击，也会如食指“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的信心，也会有如海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的心境。 由此可见，诗人关注诗歌的内在精神，是诗人的社会责任。诗歌应有的精神诗性在任何时候都不容抹杀。不管我们的诗歌表现的是人性人情或是揭示生命和现实的困顿，抑或流露出人世的困惑和忧患，都该张扬真、善、美，抨击假、恶、丑，以诗性的光辉，提升中华民族精神。 如果说“文以载道”“歌以咏志”是诗歌的内在美，已得到普遍诗人的共识，那么新诗的外在美——关于诗歌的创作形式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唐诗、宋词、元曲，都有她们固态的形式，所以对于新诗，也应强调她的外在形式。闻一多先生曾提出关于诗歌的“三美”理论，即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是值得推广和遵循的。“音乐美”强调诗的律动，“绘画美”强调诗的意境，“建筑美”强调诗的形式。当然，对于诗歌广泛的内涵来说，仅有“三美”是不够的，还需诗作者个性特征而赋予诗歌高度的“思想美”，只有闪亮的思想才能获得认知，才能打动人封闭的思想觉悟。“随笔涂鸦”，“乌托邦”式的诗歌谈不上真正的诗歌，鼓噪一时的“口语诗”和“下半身写作”式的所谓新诗，压根儿连诗歌的边缘都没摸着，应该从诗歌的队伍中“肃清”。 每一种艺术，都有其形式的属性或限制性。诗歌就像绘画、戏剧一样，是一种具有明确的限制性的艺术。诗的限制性来自诗的基本规范的要求。当然这种限制性的内涵是比较广泛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它要受到时代潮流和审美风尚的影响。“踩在巨人的肩膀上”，经过不断摸索和认知，笔者总结有关新诗的特性，并提出关于新诗的新主张，主要表现在形式上和韵律上，通过例证，以供诗歌爱好者商榷和批评指正。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也不能让诗歌“泛滥成灾”而置之不理。 一、新诗的形式（诗体） 诗的形式、外在的表现形式，简言之，就是诗体。中国古诗体繁多，四言、五言、七言、律诗、排律、绝句、诗牌、乐府，都是诗体，总结起来，即“诗有定节，节有定行，行有定字、平仄交替，韵脚定位。” 而目前新诗的形式并无严格的规定，或长或短的句子，按阶梯形式排列下来，就被冠以了“诗”的名义。唯一强调的只是诗的思想性，故新诗被人称之“自由诗”。自由诗彻底打破了古体诗声韵与格律的限制，一时间放得很开，很自由，很痛快，但不久就显出了它的先天不足，过度的自由和散文化，使诗失去了必要的外在限制，诗与散文一时间也难分彼此了。新诗从诗体形式方面借鉴和学习古典诗歌，是中国新诗至今也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难题。新月派提出新格律问题，一度纠正了早期新诗的散漫。但不久又被自由体超越，戴望舒等现代派诗人全面否定“三美”理论，艾青、何其芳及“七月”、“九叶”诗人几乎都主张诗的散文美。20世纪50～60年代的诗坛上，虽有不少人试图在古典诗歌中获得某些诗体上启示，格律体、半自由体、民歌体、新辞赋体等，都有不少诗人在尝试、实验，但成绩并不理想。80年代以后的新诗，情况更糟，无论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是纯一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