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和礼俗对陶渊明自我意识的影响-艺术论文.docVIP

家族和礼俗对陶渊明自我意识的影响-艺术论文 家族和礼俗对陶渊明自我意识的影响 　摘要：陶渊明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人，他出生在浔阳陶氏家族，这个家族在凄风苦雨的时代不断走入败落；陶渊明的时代，汉民族传统礼仪风俗被广泛接纳，陶渊明虽然本文源自六维论文网出身“奚族”，但他已经充分接受了汉民族的风俗礼仪。由于家族和礼俗的双向影响，陶渊明“大济苍生”、不幕名利、淡看生死、委运任化的自我意识产生了。 　　关键词：自我意识、家族、礼俗、陶渊明、影响 　　正文：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共同的血缘、地域和祖先历史又为每一个家族成员留下或多或少的相同的气质。中华民族是一个重礼仪风俗的民族，陶渊明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员，他一出生就注定了被礼仪所包围着、约束着。 　　陶渊明的自我意识是非常明显的，即“大济苍生”不幕名利、淡看生死、委运任化。陶渊明的这种自我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他生活在社会这个大染缸中，必然会受到家族和当时礼俗的影响。 　　家族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宗法亲缘的传递，这种传递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最沁人心脾和深切入里的接受方式之一就是接受主体通过某个自己所钦敬的长辈的风范而得到熏陶。这种熏陶是接受主体的自觉能动性的一种活动，表现在我们会主动地阅读传递者的传记、文集等，并从自己潜意识中挖掘相关的信息，从而引导自己的行为方式。还有就是聆听传递者的话语，观察传递者的行动，从而获取有用的信息。但是不管是哪种方式，接受者都会或多或少地受传递者的影响。民俗礼俗也会因类似的方式影响着某个人的思想意识。如司马谈临终谆谆教导司马迁的话，如千钧重锤敲打着青年史学家司马迁的灵魂，他听了父亲的话后，“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太史公自序》）可以这样说，司马谈对司马迁的遗嘱，尤其是对孝的独到见解，成为司马迁在遭受李陵之祸的奇耻大辱中坚忍活下去的动力源泉①。我们可以从司马迁身上看到司马谈的影子，少年司马迁，他志在为高官，对史官这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职务是不屑一顾的，然而，司马谈独特的教子方法和司马氏家族长期以来“著史”的优良传统慢慢地改变了司马迁，从而才有今天的“史家之绝唱”。对于陶渊明，我们可以从他的家族渊源和当时的礼俗出发，来解读陶渊明的自我意识。 　　一 　　认识世界上最复杂的一种动物，他的思想会随着年龄和阅历的改变而改变，陶渊明也不例外。陶渊明小时候是个不问世事，埋头读书并向往山林的人，他“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参军经曲阿》）“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他“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他之所以“爱闲静”“不同流俗”，除了他自幼修习儒家经典外，可能还直接受他父亲和外祖父的影响。 　　《晋书·陶潜传》没有记载陶渊明父亲的名字，这一方面说明陶氏家族到了陶渊明父亲那一代已经衰落了，另一方面，说明陶渊明的父亲也许就是一个不幕名利的贤士。陶诗在《名子》中提到自己的父亲是“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的一个人。根据《命子》的诗意，陶渊明的父亲曾经当过官，但生性淡泊，并不热衷功名利禄。在古代，父母的言传身教是非常重要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想必陶渊明“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的鄙性最初是受其父亲的影响。陶渊明受其父亲的影响究竟有多深？也许只是言行性格上初步形成的苗头，这种势头还没有长成。陶渊明思想还未成熟之际，他父亲就在他八岁那年去世了。但这并不说明，陶渊明那种“性本爱丘山”的隐逸之风也随之消失，他还深深地扎根在年幼的陶渊明心里。 　　曾有人对陶渊明从政作过这样的结论：对陶渊明而言，从政并不是他性格成熟时冷静思考的结果，而是读到儒家济世言论时一种“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刹那冲动。因此，与其说从政是陶渊明的一种志向，还不如说是陶渊明少年时的一种激情幻想②。陶渊明少年时的积极入仕、博取功名、匡国济民、光宗耀祖的理想只是少年时懵懂的幻想吗？如果只是幻想。那么他为什么屡次徘徊于仕与隐之间“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不能脱离陶渊明的家族来片面地看待。 　　在陶渊明家族中，声名最为显赫的可能就是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在宗族亲缘的传递中对陶渊明影响最大的可能也就是这位长沙公了。 　　陶渊明在《赠长沙公并序》中曰“余于长沙公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此处的长沙公就是陶侃，封长沙公，又任大司马者，“在东晋仅陶侃一人”，足见陶侃非常人也。陶渊明在《赠长沙公》中深情地回忆到自己的曾祖，流露出来浓重的家族情绪。 　　一条蛇冬眠并不意味着它死去，而只是意味着它在为春暖花开时的苏醒积蓄能量。陶渊明“少年罕人事”，并不代表他不会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随着阅历的不断丰富和年龄的增长，他有了“扶剑独行游”（《拟古》）的渴望，“猛志逸四海”（《杂诗》）的壮志，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