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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行书 制作人：廖妙 左文波 行书与楷书几乎同时形成。反映行书形成的书迹，如泰始五年简（269）、正月廿四日残纸、小人董奔残纸、前凉李柏文书等。西晋和东晋时行书出现空前的发展以“二王”为代表。隋唐时期，汉字字体的演化已经结束，楷书此时成为日常应用字体，延续至今。由字体演变而带来的推动书法演变的力量就此消失。各种书体已经齐备，在这些字体中，楷书具有规范的意义，但日常应用最频繁的是行书，人们用于书法创作的书体也首先是行书。 　　 　唐代既是楷书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行书发展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大多取法于王羲之，自创面目如《梦奠帖》，虽然个性鲜明，但技巧朴素，较少变化。《梦奠帖》用笔明显保留其楷书的特点，结构中部紧密，与周边某些展开的笔画成为对比；采用平直、齐整的行轴线来控制行气和章法。宋代行书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楷书”，指的是唐代楷书。唐人楷书的伟大成就摆在眼前，成为屏挡宋人视野的山峰。宋代以前，行书以隶书为基础、以转笔为基础，书写笔画的整个过程中连续地施行控制。唐代虽然楷书已经改成以提按为主干，但有抱负的人们不会仅仅盯着当代作品。从宋代开始，笔法才在技法基础、视野和观念上，彻底转变为以提按为基底。这在书法史上画出了一道界线。我们把以隶书笔法为基础的行书称为楷前行书，把以提按、留驻笔法为基础的行书称为楷后行书。两种行书的书写方式有质的区别。唐代以后，楷书几乎成为书法训练的唯一基础。苏轼说：“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宋人所说的“ 李建中《土母帖》 宋代行书是一种新的书写方式的起端。这种书写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观念，一直影响到今天。　　宋代早期，承续唐代传统的书家有李建中（945—1013）、蔡襄等。李建中《土母帖》、《同年帖》凝重、质朴，结构中隐隐透露出个性，是这一时期的佳作。 虽然宋人笔法松弛，但宋代行书面目繁多、个性鲜明，“松弛”似乎成为个性凸现的前提。此外，宋代的美学观念也有很大的改变，人们创造独特个人风格的意识特别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对唐代书写技法中严谨性的反叛，与对个人风格的追求结合在一起，成为推动宋代书风发展的力量，但是这种趋势如果不加节制地发展下去，很可能造成散漫无羁、不可收拾的局面，不过米芾（1051—1108）的出现却成为一种平衡的力量。他对前人杰作的深入领会，对失传已久的技巧的提示，虽然对宋代之后的书法并无实质上的影响——只有吴琚忠实地追随于他——但是他却与苏轼、黄庭坚一起塑造了宋代书法的整体形象：既有个性的张扬，又有对书法复杂技巧的深刻把握。 米芾 《贺铸帖》 米芾传世作品众多，其中绝大部分是行书，重要墨迹有《贺铸帖》、《葛德忱帖》、《致彦和国士帖》、《蜀素帖》等。厚度、生动与丰富性兼得，在整个书法史上能够做到的人都很少。　　 明 董其昌 周敦颐通书语 元代为行书提供了一些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但在形式、技法的各个方面没有重要的变化。　　明代以来，即使是优秀的作品，也是在技术上有明显追求的产物，再也见不到像《祭侄稿》、《黄州寒食帖》这样与生命中的事件浑然一体的作品，技法逐渐从作品背后透出，成为浮现在作品表层的事物，日常书写与书法创作的界线越来越清晰。作品背后所隐藏的生动的心理过程，被“气息”、“格调”等代替，成为作品精神蕴涵的主要内容。 但是，由于笔法已经越过了字体演化期，长期停留在以提按为基础的阶段，几乎不可能再出现线条内部运动的重大变化，笔法的发展因此而陷于停滞，人们只有在线条和结构的外部形态上下工夫，这便为个性化的表现提供了助力。创作也由此而分为两个方向：古典方向，更多回过头来，向前代杰作寻求支持；强调个性者，则尝试线和结构各种可能的变化。探索是如此激烈，程式经常被粉碎，新颖的构成不断出现，这些作品往往不够成熟，但刺激了书法史，它们带来了革新、创造的风气，也使历来强调传承的书法思想活跃了起来。　　　元代后期一些书法家一反古典书风，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个性。　　　 明代行书名家辈出，如陈献章、文征明、徐渭、董其昌、王铎等。外，一件作品什么地方不能苟且，什么地方必须放纵，一位书家要有准确的把握，不同书体，不同幅式，界线非常微妙。王铎作品中率意、放纵处不在少数，但那些动作准确而精到的笔触却暗示人们，率意处不是作者不能控制，而是不屑于控制，是为了气势而主动放弃的控制。 使历来强调传承的书法思想活跃了起来。　　　元代后期一些书法家一反古典书风，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个性。　　　明代行书名家辈出，如陈献章、文征明、徐渭、董其昌、王铎等。 进入清代，由于皇帝的喜好，举国上下都临写董其昌，但仍然有少数书家坚持自己的道路。书法此后的发展使人失望。人们把经过无数次翻刻而面目全非的拓本作为范本，离向往的“古意”越来越远，作品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