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八大冤假错案2精选.docVIP

二 “犹疑不安的她??”：比阿特丽斯·布劳德的苦难 必定有人诽谤了约塞夫·K.因为没做任何坏事的他，在一个晴朗的早晨被捕了。 ——弗兰茨·卡夫卡：《审判》 告状人打交道的是这样一个美国政府，在它的任何一个行政部门里，没有一个人在他写的公函上署名，或写过他署上名的公函。 ——小菲利普·尼科尔斯法官 11953 年12 月，比阿特丽斯·布劳德接受了在美国新闻署的新职。自10年前来到华盛顿，她一直任职于战略情报局和国务院。去德国出了一趟不愉快的公差后，她期待着新的职位。她的工作历来得到很高评价，而且以惯常的有效方式完成新任务。她阅读有关法国政治发展的文件，为该署新闻汇编准备每周报告。1953 年12 月30 日，她的上司称赞了她的工作，并告诉她，她提薪有望。但是第二天，美国新闻署署长西奥多·C.斯特赖伯特通知布劳德，由于预算上的原因，从那天起，她被解职。不过，为了让她找到新工作，他为她提供了一个临时职位，时限1 个月。时间将证明这个姿态是多么的无意义。 布劳德井然有序的生活和稳定上升的事业，突然意外地毁灭了。得到赞赏和奖励的日子完结了。反之，布劳德发现自己失了业。当然，这一点她是立即认识到的。然而，她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因为保密原因而失业；她也没意识到，她实际上已被列入不能再任联邦雇员的黑名单。 1953 年，在共和党新政府治下，美国新闻署是忠诚调查的特34 别目标。但布劳德己接受过国务院忠诚委员会的多方审查，并获通过。被解职之日，布劳德相信她被解雇确是出于预算上的考虑。以后若干年，她仍接受那种解释。1953 年还是一个对政府信誉“信任的时代”。然而，20 年后，有了越战和水门事件这些令人清醒的经历，这种对政府的信任比较容易受人怀疑了；而且，稍稍借助于新闻自由和《隐私法》，还可为这种怀疑提供文献证据。 新闻自由和隐私法无疑丰富了我们的历史知识。它们有时也使历史知识混淆不清。这些绝妙的法律尽管偶尔出现缺点或不起作用，但给了我们观察我们如何被统治的另一扇窗口。就个人而言，这些法律为每一个人提供了一种自写历史的更为通达人情世故的工具。 公布秘密档案既可提供信息，也能令人惊骇。例如，人们可能发现，人的生活简直是一种双重性的存在。在一种层次上，生活的“本体”是人们有意识地体验到的，有时完全理解，有时部分理解，或根本不理解；从另一层次看，实际的生活本体是由看不见的力量在幕后操纵的，而这种力量使前一层次上的本体不过如同一种猜字游戏，或一种幻象。 对于比阿特丽斯·布劳德来说，就是这么一回事。多年来，她虔诚地接受了政府解释的解雇原因。然而，慢慢地，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她开始怀疑她的生活根本不像表面上那样。为弄清真相，她必须戳穿谎言、迷惑和掩盖的手法。奇妙的是，那些操纵她生活真实的人其手法也具有双重性。他们提供了更多文件、更多种解释，使他们的谎言和掩盖手法永远不被戳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同时提供了更多文件、更多种解释，以致暴露了他们撒谎和掩盖真相的事实。这样，他们就提供了最有用的证据，证明了1953 年及其以后岁月比阿特丽斯·布劳德所受的冤枉，而所有这一切就成为一种官僚政治自我认罪的典型案例。 2 战后的忠诚调查，对于被纷争和恐惧所困扰的国家而言，是一种很容易被运用的万应良方。与苏联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对政府和其他美国机构中的不忠、渗透和颠覆活动的恐惧感。1945 年揭出的《亚美杂志》案，1946年加拿大揭出的苏联间谍网，以及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不问青红皂白的指控，似乎都证实这些恐惧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论真实情况如何，政治党派几乎都抵制不住利用这些事件的诱惑。3520 世纪连绵不断的热战和冷战，迫使政府面对现实的安全问题。自1884 年以来，文官条例严禁探究政府工作人员的政治关系。但是，到20 世纪40 年代，“政治关系”涉及与主要政党或某一派系的关系更为复杂的事情。外来的、有敌意的意识形态找到了知音，从而引起对忠诚的新的关注，政治投机分子不可能不利用公众对忠诚的狂热——一种充满恐惧和偏执的狂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3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华盛顿和各州为政府工作人员制订了各种各样政治忠诚的准则。忠诚宣誓、忠诚考核和忠诚调查波及最高决策层直到教师、职员和管理人员等所有政府雇员。及至40 年代末，忠诚考查程序已成为一种最矫矜、最杂乱和最暧昧的政府职能。 1884 年以来，文官条例曾力图禁止用党派关系作忠诚准则来保护政府雇员。1939 年的《哈奇法》，主要禁止联邦雇员干预政治和竞选活动。但该法第9 条A 款旨在防止“有害的政治活动”，尤其是防止联邦雇员隶属于主张推翻现行宪政政府的任何政党或组织。这个立法，对1884 年准则而言，是一种重大的历史性突破，因为根据那个准则，“对任何申请公职者的提问??方式，是不能诱使其提供关于自己的政治或宗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