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现象研究.pptVIP

一、王蒙现象对传统文化基因的继承 （一）“忠恕”之道: “忠恕仁爱”是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所以他说“仁者爱人，人者，仁也”，这是说“仁”是做人的最高准则。那么什么是孔子的“忠恕”之道呢？《国语·周语》说“出自心意为忠”《周礼·大司徒疏》说“中心曰忠”，“爱利出中谓之忠”。 那么，“恕”又是什么呢？《周礼·大司徒疏》说“如心曰恕。”用孔子的话讲，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 “忠恕”之道，又可以称之为“中庸之道”，即主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安于既定的政治秩序，上下都要注重伦理修养，从“仁”出发，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克已复礼”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孔子认为，只要做到了这些，社会便会充满着“仁爱”，阶级冲突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孔子的“忠恕”之道，说到了专制统治者的心坎上，故历代专制统治者都把孔子拔高，以至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后来的“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出现，把孔子的“忠恕”之道奉为了正统。使得文人学子自觉或不自觉的，甚至是赤裸裸的成了专制统治的马前卒。 唐朝以后，“八股文”出现了，以为圣人立言，其实不过是在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宋明之时“理学”和“心学”出现了，讲“格物致知”，不过是要人们“存天理，灭人欲”，听任统治者摆布，这便给文人罩上了一张“学而优则仕”的罗网，文人们都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 我们后来所谈的“忠恕”思想相对于原来的“忠恕”之道已经发生了转义，变为仅仅是忠诚于统治阶级，或是皇上、或是领袖、或笼统地说来是忠诚于上级领导；而恕，则是宽恕，是上级对下级的饶恕与大仁大义，也是下级或百姓对上级的感恩戴德。 王蒙承继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在小说中大力宣扬“忠诚仁爱、宽容恕道”的精神，在粉碎“四人帮”后信仰危机的情况下，对捍卫旗帜起了一定的作用。 王蒙小说中理性永远胜于感性。他们不仅接受了阶级斗争的洗礼和共产主义信仰教育，他们身上流淌着近代以来的几代精英的鲜血，活跃着几千年来历代志士仁人的文化精神基因——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同时，“四海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意识也深植于他们的血液中，所以，他们将党组织与党员，领导与下级关系看成传统的母子关系。即便是“母亲打错了儿子，儿子受了委屈也是应该的，犯了错的母亲毕竟是母亲啊！哪有母亲不打儿子的？”尽管痛惜青春的流逝，但更为珍惜母亲对儿子的认错，珍惜母子和解后的自由人的地位。表明了依然故往的少共之心、赤子之心、忠诚不渝之心，纵然粉身碎骨也甘之如饴。 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出事时的惶惑，和惶惑后的屈从。 在种种不公平的批判后和逆境中，他们表现出了既是迎向时代，顺应时代的潮流，更是反身向内心寻求平衡的状态：“大概这也算一种误会。想起原来的误会并不悲凉，而是付之一笑，千千万万亿亿代代的人都不过如此。” 于是，倾向于主观的个人情感意志的“忠”与倾向于客观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恕”就这样奇妙地结合进王蒙小说的主人公的思想中，“忠恕”两全了。 （二）“因果报应”与“人性恶”及其再阐释 “因果报应” ：缘于佛家的思想意识，带有因果循环的宿命论色彩，无一不体现这一特点。不过王蒙不是简单地证明佛家的因果报应思想，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把人物的命运与历史的变迁、社会现象连接在一起，让人去体会这种报应的冷酷性及其哲学意味。 “因果报应”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表现在变幻无常的命运变迁上： 《布礼》中的钟亦诚因为一首小诗而被划为右派，十年后，把他划为右派的人也被打倒了；《蝴蝶》中的张思远，一贯高举阶级斗争的利剑，整日忙于揪出因阶级斗争之弦而造就的假想敌，在“文革”中把自己的部下一个一个抛入被斗的行列，最后在无可抛时将自己也推入走资派的队伍中。 这就是报应，《布礼》中老魏对钟亦诚的忏悔：“现在呢，报应了。我们自己也被宣布为走资派、黑帮，成了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正像当年你成为将介石的代理人一样”。 “你不得不承认历史是循环的！整人的人，极力标榜极左，批判极右的人，随着历史车轮的飞驰他也被贯之以极右的名称而打倒了。这真是一种讽刺，更是一种报应！” 报应之道连环相袭，而历史和现实就在这报应中循环往复地联系起来，使得小说主人公们在对外界的困惑中转向内心，转向直觉，去寻找一份慰藉——使那些挨过整的落难者看到自己同样地落难寻求一丝心灵的安慰——以历史的循环回答命运的无常。 历史报应是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王蒙小说展示了这种政治文化现象的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但没有阐释这种现象产生的机制，其实这种现象缘于我们的理性的丧失。 “文革”的兴起在于我们虔诚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