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中国城市社区管理的社区制.ppt

08 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社区制 社区制改革的背景 社区制改革的必要性 社区制改革的历程 社区制的特点 社区制改革的实践 社区制改革的争论 一、社区制改革的背景 1、单位制解体带来的压力 单位在1978年后持续受到一波比一波更强烈的冲击： 第一波是单位体制外组织的萌生。其后果一方面是造成单位运作的新环境，即从原来的体制内运作转向一个带有竞争性的体制外环境。尤其是国有企业，必须同国内外大量市场经济组织竞争，这客观上使单位在资源配置的变革。另一方面市出现了单位以外的社会生活空间，而且这一空间内的资源是流动性的，其分配逻辑也不同于体制内的单位分配。 第二波是单位成员向体制外流失。单位外的社会生活空间出现后，单位逐步丧失对成员的全面控制，单位成员可以实现体制内向体制外、体制外市场社会体系内的社会流动，这种流动在社会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逐步受到社会和个人的肯定。尤其在体制外的社会报偿具有比较优势或较大吸引力的时候，单位成员势必不断外流从而瓦解单位组织。 第三波是单位职能向社区的转移。单位在体制外市场社会体系的压力下做出改革，其方向是逐步演变为功能相对比较单一的专业化组织，即非单位化，这必然要求将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释放出来，转移给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据朱健刚调查，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从单位溢出转移街道的社会功能就有30多项。 第四波是单位自身大量破产、改制，导致单位社会的最终解体。到1990年代中后期，大批国有企业陷入困境，亏损面超过一半，许多企业资不抵债，事实上已经破产，失业和“下岗”职工多达上千万，由国家“包下来”、“管起来”的单位体制再也无法延续下去了。官方不得不先后提出“抓大放小”、“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口号，鼓励国有企业破产、转制、变卖。 单位体制逐渐解体后，原来“单位办社会”所负担的多元化职能必然要回归社区。? 2、人口、家庭和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压力 中国正在迅速地走向老龄化社会。1982年人口普查，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6％；?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2％；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6.7％。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1995年时，60岁及以上城市人口约占全国城市总人口12％，上海市65岁及以上人口就已接近全市人口12％。据上海市和北京市的调查，需要照料的老人约占老人总数的13％左右。到1999年，中国只花了20年就进入了老年型国家（国际标准，一个国家65岁以上老人占全国人口的7%，或60岁以上老人占10%，表明该国已进入老年型国家）。到2008年底我国老年人口已达1﹒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2%，约占全世界老年人口1/5。据预测，预计2018年将占1/6，2025年将占1/5，2050年将占1/3左右，达到4﹒37亿人。单位养老在单位制逐步解体过程中变得难以为继，而社会养老模式尚未建立起来。 中国的家庭结构正在趋于小型化。家庭户均人口1982年为4.41，1990年为3.96，1996年更减至3.7，而且核心家庭的比例已接近75％。?目前，中国城乡家庭户人均规模大致是3.39人，近30年来户人均规模下降了1.42人，户均人口规模愈益接近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户均3人左右的水平。核心家庭确已成为主流家庭模式，但是1人户和2人户在近年来呈现出持续增长势头，1人户、2人户和3人户的比例从乡村到镇到城市呈逐步升高的态势，而4人以上家庭则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除核心家庭外，其他非核心化的小家庭式样，如空巢家庭、丁克家庭、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等，正在构成中国城乡家庭结构的重要内容。与家庭小型化同时出现的是住宅单元化和商品化，过去几户至十几户共住四合院式的住宅越来越少见，邻居之间由于不再是一个单位的同事而彼此陌生化。这种种变化使得传统的家庭照顾和邻里照顾日益成为不可能，社区照顾和社区服务成为不可缺少的替代方式。 社会结构也出现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单位体制外的社会空间急剧膨胀。一方面，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社会群体。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外来民工、流动人口等新兴社会阶层的管理工作给社区工作带来许多新的难题。另一方面，社会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市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提高社区生活质量，满足市民对社区安全、社区服务以及社区环境的需求。再次，社会分化加大导致济贫助弱和缓解社会矛盾的任务加重。市民的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拉大，要求社区关注都市贫困问题，发挥社区中各方面力量来救济穷人、伤残人和有特殊困难的人群。最后，社会的再组织化。这一方面使基层社会有了动员的新方式和新途径，另一方面又带来了管理上的新问题。 3、街居困境 单位解体的过程中，人口、家庭和社会结构都在变迁，这些压力最终要落在同为基层管理机构的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上。但这些传统的基层社会管理机构和管理体制存在种种缺陷： 首先，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