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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会2012年年会论文? 作为治理方式的民间歌唱 ——以广西西部德靖一带壮族社会的歌赛为个案 陆晓芹 [内容提要] 歌赛作为一种由官方主导下的“被发明的传统”，是当下广西德靖壮族民间社会聚会对歌传统“吟诗”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壮族“歌圩”的重要表征。通过对其历史和结构的考察可知，它在民间社会仍具有“暖村”、“暖圩”的意义。但通过对其产生过程和歌台、组织者、评委、命题等的分析，可以看到其中的国家在场。由此，亦突显了其作为国家治理方式的意义。 在文字尚未普及的传统社会，歌唱作为人类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是多数人必备的一项文化技能。人们通过聚会对歌，可以表达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表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但随着社会的转型和人类情感表达方式的多样化，对歌传统也发生了适应性的变迁。在广西西部靖西、德保县一带壮族民间，聚会对歌曾经具有普遍性，当地壮语称为“吟诗”。被誉“歌圩”、“歌节”的地方性节日“航单”成为人们聚会对歌的重要季节，个体家庭、村落、圩镇请歌者前来“吟诗”，可以使家屋、村落、圩镇变暖。对于这一歌唱传统的意义、功能和内在规定性，笔者曾撰文进行论述。但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自发的“吟诗”活动越来越少。与此同时，有组织的歌赛作为一种“被发明的传统” ，成为“吟诗”传统的主要表现形式。通过对其产生过程的叙述和对歌台、组织者、评委、命题等要素的分析，可以看到：一方面，歌赛还秉承“吟诗”传统“暖村”、“暖圩”的功能；另一方面，则因其中的国家在场而成了一种治理的方式。 一、歌赛：官方主导下的发明 歌赛即对歌比赛，指歌者在专门设置的空间（歌台）上所进行的、具有明确功利目的的竞赛性对歌活动。在德靖一带壮语中，人们把这叫做“赛诗”。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对歌方式，它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官方倡导的结果。 （一）对歌的竞赛性 需要首先指的是，对歌本身就因其对抗性而具有竞赛的内涵。葛兰言谈到《诗经》中的对歌活动时，就直接用了“赛歌”一词，他指出：“赛歌与其它的竞争方式一道出现在大规模的季节节庆场合中。这些节庆包括性的仪礼，被认为是约婚或结婚节庆”。刘锡蕃在《岭表纪蛮》中直接谈到了“赛歌”所具有的公开性和“战斗性”：“蛮人在‘集会’、‘婚娶’、‘宴饮’时间，皆以赛歌胜负判荣辱，使千万人集视其歌战之胜负，故唱歌不止娱乐，其实含有一种剧烈之‘战斗性’”。 在传统壮族社会，对歌可以为一个人带来“荣辱”，善歌者会得到社会的尊重，输者则是丢面子的事情，因此对歌时输给对方后不服再比的情况在民间相当普遍。 在传说中，歌仙刘三姐与秀才张伟望在高台上的对歌就具有歌赛的一般模式和公开性质。在德保县壮族民间，也曾有关于赛歌活动的传说和记载。其中，民间有通过歌赛招亲的传说；相关的调查记录则显示，在光绪和宣统年间，民间曾举行了赛诗会，其基本做法是，先由一个人做诗对张贴出来，然后由做诗唱歌的人来对，经老歌手评定后对优胜者进行奖励；龙光乡一带在民国时期也曾举行歌赛，比赛的内容包括知识广博程度、歌唱的完满流利程度、编歌的水平高低，其题材主要是情歌“论古”、民族英雄的事迹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香莲、薛仁贵、五虎平南等传说故事。但在谈到“赛诗”时，人们大多强调：过去的对歌只是请歌者到各家门口来，不用到台上去。 （二）官方主导下的歌赛 在广西德靖壮族民间社会，歌赛作为一种普遍的对歌方式，是上世纪70年代末在官方的主导下发展起来的。期间，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过程。 作为官方主导下的一种对歌形式，对歌内容的意识形态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了。在德靖一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借助对歌的方式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作法蔚然成风，例如：1951年，德保县三区那甲乡以“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为内容举行赛歌会。事实上，这种以山歌载体宣传思想的做法也并非始自当时。上世纪20年代与邓小平一起发动百色起义韦拔群就曾广西东兰县一带以山歌宣传其革命思想，致使“田镇两道，陷没殆尽”，“亦足见其效力之伟大矣”。 但进入集体化时代以后，民间普遍对歌的风气与生产的矛盾日益突出。广西各地官方分别采取以下办法消除“歌圩”的负面影响：一是积极引导，用新的内容代替旧的内容；二是不禁止也不提倡，但提出不准影响生产、不准铺张浪费、不准唱黄色歌曲、不准打架闹事等；三是采取禁止的办法。但在德保，有一些放弃生产出外出对歌的民众对在圩场拦截劝说他们返回的公安人员说是“莫怀仁来了”。靖西县在“航单”到来时，也会派民兵在圩口拦截，劝退前来赶圩的人们。从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官方全面禁止“歌圩”活动，对歌被视为唱“黄色山歌”，歌者被批为“风流头”，但在一些僻远的乡村，直到60年代末期，对歌活动还会不时进行。 “文革”结束后，山歌解禁。1979年，《民族团结》第一期发表了一篇署名为赵来的文章，题目是《壮族“歌墟”》。文章介绍了“歌圩”习俗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