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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的铜人形吊灯赏析 　　汉代是我国灯具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汉代灯具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对前期的灯具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构思奇巧,造型独特,数量众多,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艺术品。作为汉代新出现的吊灯,以其独特的造型和巧妙的设计成为中国灯具史上的典范之作。 　　据笔者所知,目前为止,我国共发现东汉时期的铜人形吊灯2件,一件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系1974年长沙市征集所得[1];另一件为广西昭平东汉墓出土[2]。湖南博物馆所藏的铜人形吊灯大约制作于东汉晚期,通高29厘米,长28厘米。灯由灯盘、储油箱、悬链三部分组成。灯盘为圆形,浅腹,盘心有支钉。储液箱为昂首俯卧的裸体人形,卷发深目高鼻,双手前伸托住灯盘;人体中空,胸、腹、四肢均可储油,前有方形小孔与灯盘相通。人体腰间束带,臀部开有箱门,可以添加灯油,上装反扣,启闭自如。悬链三条,系于人的双肩和臀部,链上有圆形盖,盖上立一高冠开屏的凤鸟,作展翅欲飞状。凤鸟上还有钩链,可以悬挂。(图一) 　　关于此件铜灯的名称也有专家称之为人俑铜吊灯[3]或卧婴托盏吊灯[4]的,称谓的不同反应了相关学者对铜人的人物形象持有不同的认识。俑是古代墓葬文化的产物,属于明器的一种。战国两汉时期发现的俑形灯中,持灯的姿态以跽坐为造型的比较常见。[5]跽坐是一种双膝着地,两股贴于两脚跟上,上身挺直的坐姿。这种坐姿在战国十分流行,如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发现的铜人擎灯(图二),河南三门峡市出土的铜漆绘跪坐人俑灯(图三)以及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西汉“长信宫灯”(图四)等。 　　而图一中的这具铜灯的人物造型别致,像是一个少数民族模样,体形不高,头形开阔,额角突出,头发卷曲束髻,鼻子高大,眼窝深凹,嘴唇宽厚。人俑全身裸露,仅腰间围一条狭带。两手向前托持一只扁圆形灯盘,两脚平伸向后,很像在水中游泳,形态活灵活现。铜人中间空心,可以让灯盘中熔融的烛膏液流入它的胸腹和四肢。实际上,铜人是一只储存烛膏液的储液箱。由于其独特的人物形象,此灯为我们留下值得探讨的课题,有学者经过文献考证认为该灯铜人所体现的可能是林邑以南,扶桑诸国风土习俗。林邑为越南,扶桑即今柬埔寨。[6] 　　铜人身上有三个系钮,用于连接三条可以脱卸的悬链。悬链上有一乳状盖面,盖顶立着一只孔雀(也有专家称之为凤鸟、朱雀,朱雀是一种神鸟,或者实际上是凤的演化,《梦溪笔谈》云:“四方取象,苍龙、白虎、朱雀、龟蛇。唯朱雀莫知何物,何谓鸟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或谓之长离。……或云,鸟即凤也。”汉代贵族把凤鸟作为祥瑞的象征,由于统治者的推崇,凤鸟、朱雀成了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祥禽瑞兽,以此为题材制作的灯具寄托了人们对光明幸福的追求和向往。[7]),作欲开屏状,但又保持着舒展的站立姿势。孔雀的尾部竖起,尾端卷成回形,以示翎毛的眼斑,表现手法十分简洁。乳状盖下的三条悬链使吊灯保持平衡。吊灯的重心在人俑头部附近,从盖面上看去仿佛是一具悬棺。 　　人俑铜吊灯的灯盘设计的也很巧妙。灯盘呈扁圆形,盘心有锥状支钉,可以插灯炷,支钉旁有一方形小口,当灯盘中的烛膏液积深至五毫米时,就会从这小口中流入人俑身中。此灯的结构并不复杂,但构思巧妙,设计上也很合理。例如,盖面与灯盘不在同一垂线上,所以,它在使用时不会受烛烟污染。盖下的三条铜链不会挡住正面的灯光。人俑作裸体状,表面光滑,少皱褶,不易积灰积垢,容易擦洗。另外,在人俑的腹部开有一扇小门,可以将流入人俑体内的烛膏液取出,小门装有反扣,可以自由启闭。 　　广西昭平汉墓所出的铜人形吊灯,铜人高鼻梁,大耳,深目,面部较瘦,头饰云雷纹帽。上半身裸露,下半身着短袍至肚脐。双手捧着圆形灯盘,双膝跪地,脚尖着地,脚掌外翻,灯盘底边沿尚有一蹄足,与铜人双膝呈三足鼎立状。灯盘内有乳形尖钉,便于插蜡。铜人额前和后枕部各有一圆形环钮。额前钮眼与铜链相连,铜链的另一端也设有挂钩用于悬挂,也可与后枕部的环钮相连。灯盘口径9.5厘米、高2.8,铜人高13.5厘米,全长16.5厘米(图五)。此灯的设计巧妙地利用铜人双膝与灯盘蹄足三点之间的关系设计成三足鼎立状,融实用、美观于一体。人物形象具有少数民族的特征。 　　 上述两件铜人形吊灯,造型奇特,设计精巧,美观新颖,既注重形体的外在形态,又注重形体的内在神韵。铜灯的设计融实用性、科学性、艺术性于一体,作为汉代灯具的典范之作是工艺美术史上难得的艺术品,也是史学研究中难得的实物资料。 　　 在人类的历史上,使用灯的历史十分悠久,人类在使用火的过程中,发明了专门用火来作为照明光源的灯具。灯具是人类掌握火以后的一项很重要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其光辉的一页。灯是从食器中的豆转化而来的,灯的最早称呼不是“灯”,而是“镫”。《楚辞#8226;招魂》中有:“兰膏明烛,华镫错些。”意思是泽兰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