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亮节垂千古.docVIP

高风亮节垂千古 　　徐展堂先生在2010年全国政协开会期间，突发脑中风昏迷，送协和医院3楼ICU病房急救。其时，我也正住在协和医院7楼病房，做一个更换心脏起搏器的小手术。我闻讯后即让陪伴我的夫人到3楼病房打听消息，得知医生和医护人员正在紧张地做抢救工作，不容任何人探视。后来我几乎每天都向徐先生身边的工作人员电话询问他的病情，得到的回答都是一句话：手术很成功，但徐先生仍然昏迷不醒。 　　我天天盼望着徐先生醒来，直到4月2日，我得到最不幸的消息：徐先生驾鹤西归了14月4日，我带着自己书写的一副挽联，到了我去过无数次的徐先生在北京的家里――西总布胡同17号，在刚刚布置好的灵堂里，对着他的遗像三鞠躬……之后，我们和他贤惠的夫人王(言永)梅女士、他的弟弟徐荫堂夫妇、他的女儿、女婿、妹妹到客厅小坐。我们小声地、缓慢地、心情沉重地述说自己的哀思。无论室内的陈设，还是外面小院里的景物，甚至连弥漫着的气息，都在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启示：徐先生并没有离开我们，他仍然和我们相伴在一起。他的潇洒风姿犹存，他的音容笑貌宛在，他做过的一桩桩、一件件大事，他的智慧和豪放的气魄，他爱国爱港的高尚情怀，他对朋友的慷慨和温情，他的朗朗笑声和滔滔宏论，都那么清晰、明亮、生动感人，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为了稳定香港收藏界人心，你要正式发表一个声明!” 　　 　　1988年6月，我就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才两个月多一点，就率团访问香港，与华润集团中艺公司签订合作协议。香港收藏界人士知道我去，主动要求和我见面。时任香港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收藏家组织――“敏求精舍”轮值主席的徐展堂先生邀集同仁，设宴热情款待我们。席间，主宾互相介绍之后，没有多少客套话，徐先生就举起酒杯，开宗明义地向我敞开了胸怀。他说：“张局长，我们初次相识，热诚希望今后多多联系。当前，我们香港收藏界的人士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随着‘九七’日益临近，香港要回归祖国，到时候，内地实行的《文物保护法》会不会延伸到香港?那时候香港的文物还能不能自由出境?” 　　徐先生提出的这个事关香港回归能否平稳过渡的大问题，立即在餐桌上引起热议。我表示，中央关于香港回归的大政方针非常明确，回归后香港实行自己的《基本法》，内地《文物法》对香港没有约束力，这个问题收藏界的朋友们大可不必担心。徐先生尖锐地向我指出：“你不担心，我不担心，可是有许多人担心。你知道吗?现在有些收藏家已经把自己的藏品打包装箱，准备运到国外。为了稳定香港收藏界人心，你作为国家文物局局长，应当尽快请示国务院港澳办同意，正式发表一个声明，代表国家宣布：香港回归后不实行内地的《文物保护法》!” 　　“敏求精舍”的另一位资望很高的大收藏家葛士翘老先生说：“徐先生是我们团体里的少壮派，快人快语，热诚坦率，意见讲得尖锐些，请张局长不要介意。” 　　我听了这些话，和同行的几位同事交换了眼色，就郑重回答了徐先生的建议：“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由于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管理不善，内地近几年来盗墓成风，文物走私出境屡禁不止，文物流失严重。多亏香港有一大批酷爱文物的收藏家，把境内流失的文物，择其精华，收藏在自己手中，避免了这些国宝落入外国，这是不幸中的大幸。香港是个宝地，从文物角度看，它是一个收藏内地流失文物的大蓄水池。我们在实现香港平稳过渡的过程中，一定要把这个大蓄水池里的条条锦鲤鱼保护好，一条也不能让它流失。我们回去以后，将向国务院报告香港收藏界朋友们的意见，尽快发表声明，稳定大局。” 　　我没想到，我平生第一次来到香港，第一次和香港富有的大企业家兼文物鉴藏家见面，第一次聆听香港爱国之士的诤言，开始破解了如何防止香港文物外流的难题。这是我访港的最大收获! 　　曲终席散，徐先生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没想到你是个明白人，爽快人。我也和他及其他朋友一一握别，衷心感谢他们为保护祖国文物立下的汗马功劳。 　　不到半年时间，国家文物局请示国务院港澳办同意后，我向媒体发表讲话，声明“九七”以后内地的《文物保护法》不会在香港地区施行，请香港的收藏家放心。 　　 　　“为了不让香港的文物外流，我豁出去了!” 　　 　　我和徐先生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志同道合的挚友。 　　1990年12月，我又一次访问香港，同行的有宋北杉和李季同志。此行主要目的是和徐先生深入交换意见，探讨内地和香港如何携手开展文物交流与合作事宜。 　　徐先生坦率地对我说：“你发表的讲话，对稳定香港收藏家的人心，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你个人这次讲话的权威性不够，并且缺少法律保证。要国家专门为这件事立法，或者在香港‘基本法’中加追这项内容，难度很大，不是你我力所能及的。因此，香港收藏界现在心存的疑虑并未完全打消。有的人把文物送到了美国旧金山，运输途中有很大损失，后悔不迭。面对这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