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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电视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关系 　　[摘要]随着《百家讲坛》《世纪大讲堂》等学术类电视节目的热播，传统的精英知识分子开始走出象牙塔，利用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体进行文化传播，当代知识分子与电视也呈现出不可分割的关系。知识分子应该充分地利用电视完成自己的文化传播的使命，保持自己作为大众良心的责任感意识，以一个“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桥梁”的姿态独立于世。 　　[关键词]《百家讲坛》；知识分子；电视；责任意识 　　 　　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应该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扮演怎样的角色的问题一直是知识分子在社会存在中追问的问题。“出则仕，人则隐”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我们提供了古代士大夫的生存模式，在大众传媒盛行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用传媒的大众的传播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伴随着《百家讲坛》《世纪大讲堂》等学术类电视节目的热播，这种文学知识分子用电视媒体传播学术思想的现象也被学界炒得沸沸扬扬，知识分子是否应该用电视来实现自己传播文化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是否应该走向媒体?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个背景：晚清报业的兴起与古代的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型。 　　晚清报业的兴起与古代的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型是我们讨论知识分子和传媒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在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价值取向是单一的，惟有通过科举仕途才能实现自己的学统的价值。“学而优则仕”也是一切文人包括有社会责任的学人走向话语岗位的惟一的途径。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康、梁诸君子都把改变中国的命运寄托在开明的君主身上，企图通过白上而下的变法实现自己的经国大业。晚清时期经历了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再失败这些头脑清醒的士大夫终于明白过来，科举制度的废除也使这些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从千年的宦海梦中惊醒起来。晚清报业的兴起正是知识分子转型的实践产物，一方面作为由这种士大夫转型来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期刊连载获取“笔润”，足以谋生；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这些士大夫在传统的庙堂之外找到另外一种发表言论的言说方式，使传统的文人可以在庙堂之外从事政治活动，从传统的权力系统之外分割出一个新的政治空间，可以通过这种政治空间的平台实现自己的民主参政理想。而当时的由士大夫转型来的知识分子也乐于利用“报刊”这种形式作为自己的进行思想启蒙的工具，被一些报刊中推上主编岗位的，如主编《小说月报》的茅盾，主编《学生杂志》的杨贤江，也都是经过新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他们选择作为报刊主编也证明他们对于报刊作为工具进行思想启蒙的厚爱。这是在中国讨论传媒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背景，直到今天，知识分子仍然利用报刊来表达自己对于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比如说《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等各个报纸都设立“时评”版面专供知识分子言说便是当代报刊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重要体现，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运用大众媒体实现自己的话语言说的典型的事例。 　　《百家讲坛》和《世纪大讲堂》是知识分子借助于电视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案例。电视这一媒介也使传统的以文字为基础的学者从幕后走向了台前，从宁静的书斋走向了热闹的演播大厅，直接面对在场和不在场的观众进行文化广播。余秋雨是电视对文字型的知识分子收编的典型案例，他的成名最早是在文艺美学的学术领域，后来在他的《文化苦旅》，但他后来也上电视开讲并在电视节目中担任评委，走出了自己的书斋而通过媒体较多地介入到大众文化中来。他在电视中频繁地亮相，他不仅在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当评委，而且随《凤凰卫视》拍片，也在迎接十六大的专题片中作嘉宾主持，人们常常对他作为知识分子与媒体频频触电颇多微词，但是他自己却对他参与这些电视活动这样评价说：“这样的文化活动(指的是随凤凰卫视拍片)，不仅影响了国内，而且影响了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方，经过我们的介绍，他们认识了中国文明曾经有过的伟大、辉煌和忧伤。”余秋雨认为自己作为一位学者参与电视节目的制作并没有削弱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意识。再以《百家讲坛》为例，其定位是“让专家学者走出象牙塔，为百姓服务，做学术大师和普通百姓的桥梁。”而于丹、易中天、王立群这些本是象牙塔里的大学教授的知识分子与电视的结合无疑就是精英知识分子转入大众媒体移换知识分子话语岗位和文化立场的最好佐证。以王立群为例，他自己专注于《文选》研究几十年，很难想象普通的文学大众能够轻松的接受这种纯学术的研究，而借助于电视，王立群却实现了自己的学术传播的理想，也为自己在社会上赢得了声望。可见，传统的知识分子正是借助于电视使自己从精英走向了大众，利用电视这种公共的传播空间实现自己的话语言说，为自己的文化资本的传播找到了场所，而电视也借助于知识分子提高了收视率。 　　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针对电视媒介作为传播手段的优缺点的进行了集中论述，他在书中以“快思手”和“媒介常客”概括那些在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