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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治理 　　兴起于二战废墟之上的欧洲一体化运动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已成为最受瞩目的区域一体化运动并成为世界各区域一体化竞相模仿和学习的榜样。回顾历史，欧洲一体化运动的出现是迎合当时政治经济局势的策略之举，是为实现欧洲“永久和平”的革新性尝试。但追根溯源，其之所以能得以实现并长久发展，根本在于欧洲各民族国家地域的毗邻以及历史交错关联留下的相似文化底蕴和传统。但同时，这些相似性以及历史纠葛也似乎正导致了一体化内部的矛盾并阻碍了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欧洲一体化的领导者们已经认识到这点，在加强原有经济政治合作的基础之上，还采取了相关措施旨在加强一体化的文化建设和治理。而这追根溯源则是源于文化对集体认同的巨大型塑作用。 　　在发展初期，欧洲一体化进程主要因循了欧洲传统的精英领导发展路线。然而，宣扬民主、平等、自由价值观的欧洲一体化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公民的欧洲”和“人民的欧洲”，必须落实到微观的民众层面。反观现实，欧盟的发展，特别是在公民层面，仍是障碍重重。首先是欧盟宪法在法国和荷兰公投中的失败，这在某种程度上就为欧盟的合法性带来了质疑之声；接着是各成员国内部层出不穷的移民问题，尤其是穆斯林移民的问题，以及成员国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带来的就业和福利的问题；还有就是英国社会整体由来已久的对待一体化运动“三心二意”的态度；等等。所有这些都在提示：民众普遍缺乏对一体化的共同体意识，而这必将直接影响到欧盟的存在和进一步发展。 　　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前提是培养建立统一的共同体身份。根据温特建构主义的身份理论，这里所说的共同体身份实质为一种集体身份，“是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的独特结合，它具有因果力量，诱使行为体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联盟益的一部分，把自我和他者的身份合为同一种身份，即超越自我对他者认同”。为厘清这一高阶概念，首先需要我们把视野转向身份这一基础概念。身份，本身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且同时具有时间向度，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个体经历的丰富而充实起来，具有多重内涵。同时，身份对应的英文概念“identity”是典型的动词化名词，包含了强烈的“认同”行为，这也是为什么“identity”的中文释义既可以是“身份”，也可以是“认同”。换句话说，身份的形成即是一种认同过程，这正是学界所说的身份问题所涉及的“自我/他者”二元对立。将复杂的身份概念放到欧洲这一界定模糊的实体所指，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学者们尝试将欧洲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行分类界定，目前被普遍接受的欧洲认同，也即欧洲身份，主要包括欧洲文化认同、欧洲公民身份认同和欧洲外交和防务认同。 　　欧洲公民身份认同以及欧洲外交和防务认同可通过欧盟的相关部门在成员国之间协调以达成一致，并通过颁布相关条文的方式予以实现，而欧洲文化认同由于关乎民众的心理认知机制，实现起来则要艰难得多。尽管艰难，欧洲文化的同质性以及相同的历史记忆却也为欧洲共同文化身份的建设创造了条件。学界普遍认同希腊—罗马元素以及希伯来—基督教元素是欧洲文化的两大基础要素。希腊时期的古典文明为欧洲大陆留下了丰厚的哲学和政治学思想，其中的自由民主思想更是成为现代欧洲国家标榜的重要理念。罗马帝国的盛极一时得以将希腊时期的文明成就传播到亚非拉各地，同时，帝国治理对法律的需要也催生了罗马法的出现，并成为后来欧洲大陆法治思想以及大陆法的根本源头。尽管随后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促使了民族语言和民族意识的出现，共同的文化历史经历仍然成为了欧洲各民族国家的某种共性。在心灵层面，外来的希伯来犹太宗教在经历本土化的洗礼之后成为了欧洲人独一的宗教选择。在苦难的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适时地为大众带来了心灵抚慰，并在帝国崩溃后成为了整合欧洲大陆的唯一力量，尽管经历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分裂，基督教的教义已深深地烙在了欧洲人的心上，成为不可磨灭的印记。 　　共同的文化历史记忆为建设共同的文化身份创造了条件，欧盟在制定对内、对外政策时，也将文化因素视为了重要变量，并积极推出了许多加强欧洲文化认同的相关活动。1983年的《所罗门宣言》建议欧洲认同应该扩展到文化领域，旨在把一个共同的文化遗产有意识地确定为欧洲认同的一个因素。对内，欧盟力图打破依赖于民族国家的国别文化疆界，欧盟“文化2000”计划为所有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合作项目提供补助，以建立一个以欧洲文化多样性和共享的文化遗产为特征的共同的文化空间；保护和提升欧洲文化遗产的价值，是“文化2000”计划的关键目标之一。200年，欧盟又制定了 “文化xx”计划，宗旨是促进欧洲多元文化的合作，增强民众对欧洲的认同。欧洲还宣布xx年是“欧洲跨文化对话年”，旨在加强欧洲各文化体之间的对话，也强调与其他移民的融合。对外，欧盟在向中东欧地区扩展的过程中，无疑地，共同文化传统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考量标准。新近入盟的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