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农地调整.doc

危险的农地调整 胡锋: 现在全国一些地方农村正在经历着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首次全面的土地调整。典型的做法是将一部分集体土地提取起来由村委发包（发包对象可以是本村居民，也可以是外部的组织机构或个人），发包收入用于村集体公共事业；余下土地按照户籍重新发包给全体村民，户籍已迁往外地的原居民将丧失土地分配资格；本村户籍居民要想获得重新分配的土地，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用于村集体公共事业建设（譬如修路清渠等）；重新丈量土地，一切个人开发的荒山荒地以及宅基地均计入土地面积。 ?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危险之处在于，这是一个类似“均贫富”的行为，会引起利益冲突。它与30多年前成功的土地改革完全不同。当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个几乎所有人受益无人受损的改革。改革之前，农民都没有自己的土地，土地的支配权掌握在村镇政府手里。改革之后，农民都获得了土地承包权，人口多的家庭分得的土地会多点，人口少的家庭会分得少些，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农民们都获得了土地，没有人在这场改革中利益受损。没有人受损的改革推行起来才会毫无阻力。有些人会说，改革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改革就是要动既得利益。只是针对既得利益的改革不叫改革，叫革命。改革要想顺利推行，必须最大程度上避免对既得利益的伤害。再举一例。公务员拿着远比工薪阶层丰厚的退休金让很多人眼红，很多人主张要立刻废除这种特权。问题是退休金是公务员期望收入重要的一部分，要动这么一大块奶酪，面临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是，如果换种做法，既有公务员退休金制度不变，今后新进公务员不再享受优待，这样的改革没有人受损，推行起来就容易得多。新人总要换旧人，老公务员都死光了，退休金制度不就自动完成并轨了吗？当然，这要比立刻废除花长得多的时间。但是，成功的改革的特点就是循序渐进；而革命总是立竿见影，却最终付出巨大的代价。 ? 此次土地调整，其针对的对象就明显是“既得利益”了。什么既得利益呢？30多年前的那场土地调整，让所有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家庭人均土地都是一样的。但是，经过30多年的长跑，各个家庭的规模出现了极大的分化，超生多生的家庭，人均耕地逐渐变少；少生或者由于子女升学异地工作户籍外迁的家庭，人均耕地逐渐变多。这样的话，家庭人均耕地就变得不平等起来。前者或向后者租地。这可能让前者觉得不公平——都是集体的土地，凭什么你可以拿来转租牟利呢？人口少的家庭拥有更多的人均耕地，这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问题是，这样的既得利益得之完全合情合理，而且利益的获得也根本没有损害到他人——他人的土地并没有因此减少。其实，前者对此也心知肚明。那些多子女家庭，从他们计划多生的那一刻起，就对未来家庭人均土地下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显然，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多生子女将来多占地的想法。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秉持中间立场的地方政府，维持土地现状不调整，根本不会出现所谓矛盾的激化。相反，调整土地，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反而会产生矛盾。 ? 既然民间调整土地的呼吁并不迫切，那么地方政府为什么却热衷推动此事呢？还是利益驱使。无论是提取集体土地发包，还是要求村民拿钱买地，地方政府总可以在土地的一收一分当中有种种“创意”，为自己谋利。如果土地维持现状，他们自然也无从上下其手了。 ? 这种土地“革命”之所以还能勉强推行得下去，还得感谢城市化。那些在此次土地调整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或者由于子女大部分在外就业，对农业收入本没有太大的依赖；或者自己可以直接外出务工谋生，土地减少对生计并没有太大影响。那些人多的家庭，虽然人均耕地减少了，但是由于年轻人实际上大部分还是外出务工了，其家庭收入实际上也没有随着人均耕地的减少而下降。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导致农业收入的重要性日趋下降，这是农村土地调整愿望并不迫切的根本原因。如果过去30多年城市化没有发展，农民大部分还是窝在当地，随着人口的激增，农村的土地问题早就酿成大祸了。很多人说，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减压阀，完全错了，城市才是中国社会的减压阀。没有城市提供的大量就业，中国农村早就崩溃了。 ? 此次农村土地调整，虽然不至于酿成大祸，但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说明“均贫富”思想往往是一些所谓改革的开路先锋，政府也乐于煽动这种思想。由于人的能力努力程度是不一样的，贫富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哪怕政府强行把这种差距完全抹平，过了一段时间，这种差距就会再次显现出来。30多年前的土地改革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30多年前所有农村家庭的人均土地都是一样的，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30多年后，农村仍然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强行均贫富，只会严重打击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让所有人都变成穷人了。 ? 作者系高级经济师、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