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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来一神笔 　　明末清初，文化艺术得以极大繁荣发展，以文人士大夫作为创作主体的书法艺术，形成了两大艺术流派：一派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沿明人尚态的路子发展，树立正流书风，强调书法怡情冶性、赏心悦目。另一流派则以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为代表，一反柔弱优美的时风，与拘谨乏趣、柔弱无力的书风形成了鲜明对比。大胆创新，以雄强纵放的笔势，创造了奇崛、跌宕、恣肆的书风。直抒胸臆，在笔墨中挟裹着激荡的情感，其中王铎为当时风靡文士书风的书坛带来了无限生机。 　　王铎，字觉斯，别号烟潭渔叟，河南孟津人，世称王孟津。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进士及第，入翰林，授编修。至崇祯十七年，官累礼部尚书，时值清军入关，攻陷北京，明王朝灭亡。王铎避走南京，拥立福王，并出任南朝东阁大学士。顺治二年，史可法兵败扬州，福王逃芜湖，钱谦益、王铎留守南京，不能与清抗衡，开城降清。次年，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充修《明史》副总裁。因此王铎做了如元赵孟兆页 一样同事两朝的贰臣，内心的矛盾可以想见。顺治九年，以病归故里，命终于孟津，谥号文安。 　　在清初以气节自持的明代遗民眼中，王铎无疑是被他们所鄙夷的，而在清廷王朝中，王铎也受到诸多猜忌与防范。因而王铎在“回天乏术，出世无门”之时，死不得像黄道周、倪元璐、史可法取义成仁，生不能如傅山，拒不仕清，清操自守。以致沉湎歌舞声色，自暴自弃，在如此精神折磨与心灵的痛苦中，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引发了王铎内心无限的焦燥和不安。这都化为了他任性而发、叛世逆俗的个性宣泄。 　　王铎生逢朝代更替乱世，又仕途多变。但王铎对书法的喜爱与热情丝毫未曾减退，常在“绝粮乞米”的境地，仍以书法自娱。王铎潜心书艺，“自定日课，一日临帖，一日应索。一次相间，终身不易。”可见其志。 　　王铎博学好古，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尤其于书法独具特色，有“神笔王铎”之誉。王铎书法与董其昌齐名，他们是明末清初两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有“南董北王”之称。董其昌书法平和恬淡，追求情趣，为清廷统治者所喜好。而王铎则力避时风，独劈蹊径，自开一路。书法贵得古人结构，近观学书者，动效时流。古难今易，深奥奇变，今嫩弱俗雅，易学故也。呜呼！诗与古文皆然，宁独字法也。（临《淳化阁帖第五?古法帖》后）王铎出入“二王”，其行书圆转自如，张弛有度，而草书则笔挟风雨，纵横开合，力道千钧。故而其草书创作或正是他个性发泄的一种特殊方式。将不尽的烦恼一泻笔端，由是寄情毫素，忘却荣辱。 　　戴明皋在《王铎草书诗跋》中言：“元章狂草尤将法，觉斯则全讲势，魏晋之风规扫地矣，然风樯阵马，殊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赵董辈所能及也。”王铎在临《为啬道兄书诗卷》后亦自言:“每书当于谭兵说剑，时或不平感慨，十指下发出意气，辄有椎晋鄙之快。”可见王铎在草书创作时即有摆脱晋人的想法。在情所至时，任性挥洒、追求淋漓畅快一改晋鄙。 　　清王宏曾言：“文安学问、才艺皆不减赵承旨（赵孟兆页 ）”，就把王铎推到了与当时清廷所推崇的“赵董”之赵孟兆页 同等地位。而与王铎同为贰臣的钱谦益在王铎《墓志铭》上写道“擘窠狂草，风雨发作于行间，鬼神役使其指臂，师宜官之挥壁，子敬之扫帚，天地万物若动其中，无不发之于书。”此论与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所论书法如出一辙。而王铎尝云：“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王铎为留下自己的“好书数行”，进行了大量的书法创作实践，那些惊世骇俗、汪洋恣肆的草书作品，正是他叛世愤俗的精神产物，今天看来犹令人叹为观止。 　　对于王铎书法，与他同时期的傅山曾谓：“王铎40岁前，极力造作，40岁后无意合拍，遂成大家。”傅山以40岁为分界，将王铎书法创作划分为两大阶段：即以入清前为王铎临古阶段，40岁前，汲古所长，未能形成自己的面目；入清后则由于他情感所致，发之为书，一任情感跌宕，随笔挥洒，正其心曲聊诉的唯一一途。 　　王铎尝自谓：“予从事此道书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故书古帖如登霍华，自觉力有不逮。” 此指其40岁前所作之书，许多作品都带有古代书法大家的影子。如行书《临圣教序》时34岁，此作在保持了大王妍美潇洒结体的同时，于秀逸流畅中略带浑厚、凝重，反映了王铎早年书宗“二王”，又见柳书笔意的风貌。王铎还说：“拟古者正为世多不肯学古，转相诟语耳，不以规矩，何能方圆。”王铎在学习古人的同时，植根传统又并不局限于古人所营造的一笔一画，而志在突破古人藩篱，他将传统内涵融汇后，变之为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笔墨语言。 　　纵观王铎草书，其恣纵之势，源于米芾，其雄浑则变“二王“姿媚之态，而巧融颜柳筋骨。这是王铎在精心学古后，强调自己个性特征，独成面目。王铎草书以书杜诗最为多见，盖杜诗的现实主义情怀与王铎心境和处境均有不谋而深契之处。故其书杜诗《秋兴八首》等，其跌宕起伏、心潮翻涌之状，尽见笔墨之间。笔纵能敛，放而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