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泛情化”人物塑造.docVIP

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泛情化”人物塑造 　　2009年9月16日，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主导的国庆献礼影片《建国大业》，围绕1948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以新中国的诞生为主线，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党派荣辱与共、携手共进的深厚感情。影片的一大看点是一部140分钟的影片竟云集了两岸三地170多位海内外明星，包括国内颇具影响力的演员唐国强、张国立、刘劲、陈道明，以及蜚声海内外的成龙、章子怡、李连杰等，强大的明星阵容先发制人，吸人眼球，使本片从同期上映的其他献礼片中脱颖而出。其实，众多明星的加盟只是表象，影片的成功还在于大陆和港台的名导、12大影视公司和国内各组织、单位之间的通力合作，南京中山林正门历史上仅开过三次，一次是孙中山迁葬，一次是连战来访，还有一次就是拍摄《建国大业》。可见，《建国大业》的意义已然超出一部电影的范畴，而成为国庆大典前夕中国电影人共谋的“仪式化”庆典!同时，本片从社会情绪和大众的心理需要出发，为观众的爱国热情寻找到一个宣泄的窗口，因此获得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截止7月23日票房已过1.7亿，预计9天半时间能过两亿，一路飘红的票房和空前广泛的观众群让制片方欣喜不已。这也表明，中国的主旋律电影可以拍好，也能够拍好，中国的电影市场有巨大的潜力可供挖掘。 　　主旋律电影的产生和社会转型密不可分。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港台武打片的冲击，内地电影市场呈现低迷态势，电影局于1987年3月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主旋律电影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即表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体现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和主流社会秩序，只要具有这样功能的影片便可归入主旋律之列。”90年代以来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具有类型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人物的塑造上，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一般采取正反面主人公二分法的塑造原则，如《开国大典》；现实题材影片的人物，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具有高尚的情操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如《离开雷锋的日子》《生死抉择》。可见，人物是主旋律电影主题表达和内容建构的主要元素，人物的设置与塑造对于主旋律电影而言尤为重要。20世纪“新主流电影”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人文关怀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体现也都依赖于人物角色的塑造，如《云水谣》《集结号》《铁人》《张思德》《我的长征》，主旋律电影越来越好看，主要是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采用“泛情化”的处理方式。 　　 　　一、“泛情化”人物塑造 　　 　　“‘泛情化’是主人公的性格、动作、命运和其行动的环境、所得到的社会评价以及影片叙事的情节、节奏和高潮都以伦理情感为中心而被感情化。”抛弃以往模式化、脸谱化的套路，“泛情化”主张从人性化的角度，展示人物与命运的抗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内心复杂的情感纠葛。“泛情化”是主旋律电影走近观众、迎合观众欣赏品味的有效途径，英雄形象作为主流思想的外在形式对处于“集体无意识”的民众起到教化作用。也就是说英雄作为一个符号要与观众建立联系，但以往“高”“大”“全”的英雄塑造与普通民众“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产生疏离和排斥感，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达。所以，“在大众文化时代，电影叙事要反的英雄也是假英雄、伪英雄、只见神性不见人性的英雄。”即本文提出的，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泛情化”人物塑造。 　　其次，当下中国电影市场是以80后年轻观众为主导的消费市场，“主旋律”电影无须刻意回避商业化运作规律，《建国大业》采用全明星商业路线，获得了成功，许多80后、90后纷纷走进电影院捧场。正如导演韩三平所说的：“如果我们不用这些明星，恐怕大家都不关注，连第一步都设有你谈何第二步呢?”主旋律电影得让观众喜欢，让观众觉得好看才能赢得票房。人作为一切艺术的根源，“泛情化”人物塑造在赢得叙事空间的同时也为主旋律电影赢得了市场空间，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泛情化”人物塑造与《建国大业》 　　 　　《建国大业》结合商业性、艺术性和思想性，作为一部描述历史拐点处风云集会、英雄辈出的以人物为支撑的史诗电影，人物的思想的斗争，内心挣扎要多于大场面的战场拼杀。而小场面的会议辩论更易于表达特殊时期涌现出的重要历史人物。影片选取第三方视角，即进步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对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方阵营进行评判。这些代表人物都是当时的精英分子，具有广博的学识和敏锐的判断，采用“泛情化”处理影片的视角，用这些人的选择来对两方进行伦理和道德上的评判，更具情感色彩和说服力。在电影的开头，由李连杰饰演的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就说：“我若不递辞呈，很快就成内战的罪人了。八年抗战，与国家的敌人作战，打光了拼光了，没话说。可如今胜利了，还打?打谁啊?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种事我不干!”这段话，为影片奠定了基调，从伦理上对双方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