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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阐释 　　[摘要]在影视戏剧艺术中，悲剧被美学家认为是最能够表现崇高美的高级戏剧。西方一向尊崇悲剧艺术，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被认为是最早的具有权威性的悲剧理论。如果以《诗学》中的理论来评价中国古代戏曲，那么中国古代就无悲剧而言，因为中国古代悲剧大多具有“团圆”的尾巴。本文从多方面分析了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形成的哲学的、文化的、伦理的等各方面的原因，旨在客观地认识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悲剧形式。 　　[关键词]中国古典悲剧；团圆；中和之美；文化阐释 　　[作者介绍]张爱凤，扬州大学文艺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理论，大众传媒与当代审美文化研究。 　　 　　西方戏剧自诞生之日起就分成悲剧和喜剧两种互相对立的形式，而在中国的古典戏曲中，悲剧和喜剧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两种成分是彼此交叉、相互渗透的。古希腊以来，西方就日益形成颇为发达的悲剧理论体系，而在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关于“悲剧”的完整而明确的概念。 　　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随之反思祖国的传统文化。在戏剧理论界曾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的大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中国的古典悲剧大都违背了亚里斯多德所认为的悲剧的结局“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的论述，相反采用了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的大团圆结局。 　　悲剧作为一种极富民族化的戏剧样式，在中国戏剧史上显然不是空白的。但“中国悲剧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不能拿欧洲的悲剧理论来衡量。”“大团圆”的中国式结尾是在民族审美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发育起来的，是符合中国人民传统的审美心理的，是中国古典悲剧民族性的体现。 　　 　　一、 团圆――中国哲学圆形思想的感性显现 　　 　　中国古典戏剧富有“团圆”之趣，绝大多数剧目，都是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的故事，包括许多悲剧多以“大团圆”局面作结尾。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论》中概括古典戏曲和小说的结构模式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也曾不止一次地抨击过古典小说、戏曲的“大团圆”结局，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说：“中国人的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此。……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胡适先生也以古典戏曲为例，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也谈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 　　马克思主义坚持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标准告诉我们，那种认为具有大团圆结局的悲剧只不过是愚弄观众、欺骗百姓、粉饰太平的文学作品的论述显然有失偏颇。悲剧创作是民族文化现象的一种，20世纪流行的人类学对文化的解释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所依赖着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典哲学中“圆”的思想。 　　“圆”在中国的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表示一种循环往复过程的流动轨迹。我国古人就认为天地万物，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周易?泰卦》爻辞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曰：“是以万物皆反生，阴生阳，阳复生阴，阴复生阳，阳复生阴，是以循环无穷也。” 　　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依赖于一年年四季的轮回，在年复一年的生产过程中，人们也逐渐形成了圆形的思维特征。古人根据月盈月亏制定了农历，根据季节的变化决定农业生产的内容和流程，并以十二生肖、六十甲子来记录人生历史的变迁。圆的概念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小至家庭，大到国家，人心所向，成员能够团圆在一起应当算是比较完美的结局了。 　　中国的各个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分分合合后，趋于最后的统一。圆的哲学准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活动。佛教中的“因缘”说，“轮回”说也为戏剧小说的圆形结构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佛教认为，众生在天道中生死相续，无有止息，有如车轮，回环往复。今生人的一切行为必将招致相应的结果，行善者得善报，行恶者得恶报。古典戏剧小说的“大团圆”结局明确的体现了这一“因果报应”说。 　　 中国古典戏剧小说都在不自觉地实践着这一循环往复的圆形结构，而“大团圆”结局只不过是这种“圆形”结构中自然衔接的一环，是悲剧中主体情节的必要延续和发展。缺少这一部分，圆形结构则不完整，悲剧作品便不符合中国古人传统的审美理想。 　　 　　二、中和之美浸润下的民族文化心理 　　 　　黑格尔在其《美学》中说：“艺术和它的一定的创作方式是与某一民族的民族性密切相关的。”又说“事实上一切民族都要求艺术使他们喜悦的东西能够表现出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