矶崎新：我曾对建筑有一种恐慌感.docVIP

矶崎新：我曾对建筑有一种恐慌感 第一财经日报 　　战争是一件残酷的事，城市在一瞬间破灭，即使是建筑、混凝土———诸如此类坚硬的材质，也会在刹那间被摧毁。城市如此脆弱，无论如何先进的建筑形态，最终也会被彻底摧毁。这些景象给了我很深的触动，让我在很长时间以内，对建设、建筑怀有一种莫名的恐慌心理,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是不会有这种体验的　　近日，矶崎新先生作为“南京国际建筑艺术实践展”的主要策展人和参展建筑师之一应邀来到中国，出席在南京举行的“南京国际建筑艺术实践展”的动工典礼。同日，“国际建筑大师矶崎新作品展”也在南京市规划展览馆拉开帷幕。　　矶崎新在南京的行程结束之后，他来到上海，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的建筑安全指数非常高　　《第一财经日报》：去年年底您在中国创立了第一个个人工作室，您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国，并选择上海？　　矶崎新：以前我会在每个工地上建立一个小办公室，用以监督项目进程和解决现场发生的各种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种做法已经难以满足形势的需要了。近年来中国的建筑开发势头很猛，去年我也在中国承接了不少建筑项目，所以终于决定在中国开一个个人工作室。选择上海，是因为这两年所承接的许多大型工程项目地点都在上海。越来越多的国际建筑师开始在中国建立事务所，大家的眼睛都瞄准了这块“大蛋糕”。我现在也不能评定这种现象对中国的建筑发展是好还是坏，但是至少国外竞争力量的进入对中国本土的建筑师有一种无形的推动。在上海设立个人工作室，可以让我更加有效地了解矶崎新事务所在中国承接的各个项目的进度，同时也有利于我在中国争取更多的机会。　　《第一财经日报》：与在日本或者其他国家做建筑的经历相比，您在中国做建筑有哪些不同的经历？　　矶崎新：在中国遇到的许多事情都是我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例如在日本或者大多数西方国家，我们会先做建筑设计，然后结构工程师会根据我们的设计做结构分析。但是在中国，结构工程师或者负责结构工程的机构都是由政府指定的，我们必须遵照结构工程师们的意见对建筑设计进行修改，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建筑设计师的自由。很多人都说，法国戴高乐机场坍塌一事在去年对中国建筑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实，我觉得这完全是杞人忧天，中国的建筑安全指数非常高，极其保险。仅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的建筑结构不存在安全问题。因为中国的建筑审核制度非常严，而且官方所采定的安全指数均高于其他国家。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我再也无法在中国通过我自己的方式降低工程造价了。在日本，当我的业主认为我所设计的方案造价过高时，我不会因为成本而放弃工程质量，我会坚持要求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这时候，我的助手会帮我联系原料供应商，很多品牌的原料供应商愿意为我免费提供原料。因为在我的建筑中使用他们的原料，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次免费的广告和极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在中国我再也无法享受这种优待了。我的助手曾经试图在中国联系这样的原料供应商，每次都无功而返。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一个国际建筑师，您认为北京与上海两地的整体建筑风格有何不同？　　矶崎新：北京，是一个典型的环形城市，它的规划风格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下的首都规划。这种规划风格曾经在19世纪风靡一时，欧洲的许多古老城市在当时也是如此，例如威尼斯、罗马。但随着自由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那些古老的欧洲城市也渐渐地发现这样的规划已经失去了意义。现在，诸如此类的城市规划在世界上已经非常稀有了，但从反面来看这也正是北京的独特之处，我们再也不可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现与北京相似的城市规划了。　　而上海的建筑则仍表现出一种超脱的状态，这也许和它的历史有关。不仅上海，中国的一些南方城市，如广州、深圳的城市形态也都是自行生成的。　　我曾经对建筑有一种恐慌感　　《第一财经日报》：听说您在中学时代对艺术非常感兴趣，为何在大学时选择了攻读建筑？　　矶崎新：年轻的时候，我确实在“艺术”与“建筑”这两个选择之间徘徊过。那时候的我，对建筑有一种恐慌的心理。为了克服这种恐慌，我最终选择了建筑。当然，现在看来我的那种徘徊和疑虑是多余的。因为建筑本身是没有界限的，一件伟大的建筑作品同样是一件艺术作品。尤其是在战后重建的日本，建筑师的创作就是在一张白纸上进行全新的创作，这与艺术家在纸上作画的过程又有何不同呢？　　《第一财经日报》：这种恐慌心理从何而来？　　矶崎新：来自战争，或者准确地说战后日本的残败景象给了我不可磨灭的记忆。我刚刚进入东京大学就读的那一年，正好是日本战败后的第五个年头。那时候的日本物资极度匮乏，战火的痕迹仍然随处可见，即使是东京这样的大城市也仍然是一片废墟。有些建筑的上半部分或者前后有些部分被炮火炸毁了，但余下部分的建筑功能仍然还在，所以大部分日本人就住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