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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公证制度 第一节 公证制度概述 一、公证与公证制度 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可见，公证是一项特殊的证明活动，所要证明的事项是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而该证明活动的主体是依法设立的公证机构和申请办理公证的当事人。当然，作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活动，实际的参与者不仅限于公证机构和公证当事人，还可能涉及利害关系人、见证人、鉴定人等，但公证机构和公证当事人是公证活动的基本主体，所涉其他人员属于一般参与人，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 公证制度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对公证活动进行调整和规制所形成的一项法律制度。从内容上来说，主要包括公证组织制度、公证管理制度、公证行为制度以及公证程序制度等。在法律成为社会活动一般性调整规范的今天，通过立法对公证活动进行规范所形成的公证制度，是公证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也是公证结果有效性的根本保障。作为国家法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公证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属性： 1、公证制度是一项社会性司法制度。所谓司法制度，是指与社会纠纷的处理和解决相关的法律制度。从国家权力介入的角度，可以将司法制度分为公力性司法制度和社会性司法制度，后者往往又被称为民间司法制度。在对待社会纠纷上，社会性司法制度与公力性司法制度不同，主要是以预防和非诉讼的方式来处理。在我国，公力性司法制度主要有审判制度、检察制度、警察制度、司法行政制度、监狱制度等，而社会性司法制度则有人民调解制度、仲裁制度、公证制度等。 2、公证制度是一种纠纷预防性法律制度。公证是当事人的权益未受到损害或者未与他人发生争议之前，经当事人申请，由公证机构对相关事项进行证明，从而达到预防纠纷发生，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即使随后发生了纠纷，公证也为纠纷快速有效地解决提供了可靠的证明材料。可见，公证是一种非诉讼的法律活动，具有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的社会功能。当然，公证制度在某种程序上也具有纠纷解决的功能，如公证调解、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力的公证等，但预防性仍属公证制度的主要色调。 3、公证制度是一项程序性法律制度。公证是一项公信力极高的证明活动，经公证的事项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属于免证的事项，即没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的，就认定该事项为真。因此，公证对于纠纷的预防和解决，对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非凡的意义。正是如此，就必须认真对待公证过程，为其设定严格的程序性规范。以程序正义的观念视之，公证制度无疑是一项程序性制度，如果公证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即程序存在瑕疵，则其结果也就失去相应的法律效力。可见，学界将公证法归为程序法的范畴，不无道理。 二、我国公证制度的历史沿革 我国引进西方公证制度始于民国初年。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的《登记条例》中第一次使用了“公证”一词，规定经过登记的民商事法律行为或其他事实、不动产权利、法人或其他民商事团体受法律保护，具有完全的公证力。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颁布了《公证暂行规则》，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公证法规，也是我国建立现代公证制度的起点。1943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公证法》，司法行政部随后公布了《公证法施行细则》，较为完备的公证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此后，公证法规有过几次修订，但变化都不大。 新中国的公证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前。早在1946年，在成立哈尔滨市人民法院时，就开始办理公证事务。此后，一些先行解放的城市，如天津、上海、南昌等，也陆续在人民法院中设置公证处或指定审判员负责公证事务。建国后，1951年颁布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明确规定县、市、市辖区人民法院管辖“公证及其他法令所定非讼事件”。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有关公证制度的法律文件。这时公证组织主要建在人民法院内部。1953年，司法部提出《关于建立加强公证工作的意见》之后，陆续出现独立的公证处。1955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公证工作会议召开，就公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进行了探讨。至此，新中国的公证制度初具规模。 此后，随着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左”倾思想的发展，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国家的法制建设从受到干扰，逐步发展到十年“文革”时期的破坏殆尽。公证制度也不能幸免。1959年，随着司法行政机关被取消，各地公证处也先后被撤销，只有个别城市的人民法院保留涉外公证业务，公证业务总体上处于停滞状态。“文革”期间，连这些涉外公证的业务也不能正常办理，因为办理就是“为里通外国开绿灯”。新中国的公证制度进入严寒的冬季。 “文革”后，司法部得以恢复，公证制度也迎来了新的春天。1980年2月，司法部发出了《关于逐步恢复国内公证业务的通知》，随后于3月又发出了《关于公证处的设置和管理体制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在直辖市、省辖市、县设公证处；暂不设公证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