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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硕士民事诉讼法复习题 1、论民事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运行机制的根本区别 侦察到案制度；认真对待侦察讯问；被规避与替代了的搜查程序；侦查羁押制度；侦查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侦查中的律师——以律师会见制度为重点；侦查监督制度的考察与反思；实践中的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实践中的公诉裁量；刑事审限问题；简易刑事程序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刑事证人出庭作证试点调研报告 2、论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确立的公益诉讼 有报道称，目前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中对公益诉讼只有一条原则性的规定：“检察院、负有行政立法权力的机构以及经批准的公益性团体可以进行公益诉讼。”“全国人大法工委民诉法修改草案规定，‘对污染环境、损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和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检察院、行政执法机关、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均可提起公益诉讼。因此，上述修订被认为是限制了公益诉讼主体的范围。　8月，司法高等研究所公益法研究中心就渤海溢油事件举办了两次研讨会，很多公益组织都主动要求参与维权。但受现行法律规定所限，公益组织很难走入诉讼领域进行实战。按照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生态受损后应该由海洋局代表国家提起诉讼。这就是说，民间环保组织提起生态损害公益诉讼不但法律不支持，甚至与海洋局的职责相冲突。不过，对于这次民诉法修正案草案所指的“社会团体”，律师和环保界存在不同判断。 　　“这次修正是一次倒退。”环境律师夏军说，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的“社会团体”，应是按法律含义界定的，并非人们普遍认为的“社会组织”概念。 　　目前，民政部下属的民间组织管理局给四类组织下发证书，其中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规定，达到一定会员数，经过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中国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都可以申请成为“社会团体”，但夏军说，目前，大部分获得“社会团体”证书的组织，都是官办的社团组织，比如环保部办的中华环保联合会。 　　“草根性质的民间组织，注册社会团体很难。全国只有少数几个。”夏军说，此次曲靖铬渣公益诉讼中的两个原告，“自然之友”是“民办非企业单位”，“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则是“少数几个”民间社会团体。 　　“若按民诉法修正草案的规定，此类的案件就可能对‘自然之友’关上大门。”夏军说，这次诉讼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复制、推广，让全国其他的NGO都可以做原告，但在新的诉讼法下，这个目的将难以实现。 　　但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不认同这个看法。 　　他认为，诉讼法修订案中的“社会团体”，并非指登记时所拿的证书名称，而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指除政府和商业组织之外，其他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包括了目前拿着“民非单位”证书的大部分社会组织。 　　目前，有关部门尚未对草案中的“社会团体”进行定义。 　　夏军说，如果真想给民间组织公益诉讼权利，那就应该打消民间社团的顾虑，在法律条文上明确，否则将一竿子打跑很多人。 最新的《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已经对该法第108条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进行了修改，把在民政部门登记过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列入生态损害的适格诉讼主体当中，允许环保非政府组织提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与环境公益行政诉讼。”官方背景NGO或扮演重要角色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为这一条款，环保非政府组织被阻隔在起诉康菲的大门之外。 在“中国生态环境损害评估与法律机制”专题研讨会上，曹明德表示，相对于传统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而言，生态环境是指的环境污染或破坏行为对生态系统或自然环境本身所造成的损害。生态损害的对象是公共环境或生态系统，其所有者一般为国家，而国家是抽象的实体。因此，造成生态损害时一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人。而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108条要求原告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造成生态损害时往往存在主体缺位的现象。 对此，山东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王亚民分析称，在海洋生态损害的情况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授予了政府部门代表国家提起相关诉讼的资格，但因为法律概念过于模糊，给了政府部门踢皮球的法律空子，从而导致了康菲事件中政府部门不作为的现象。 事实上，从国际经验看，在环境公益诉讼中，非政府组织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曹明德表示，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由环保部主管的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原告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其诉讼主体资格已经得到地方法院认可。如2009年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江苏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 “如果民事诉讼法修订中，最终将社会团体纳入环境诉讼主体资格中，那么官方背景的环保NGO将在环境诉讼中，扮演重要角色。”一位环境法专家对本报记者表示。 部门责权仍待明确 康菲污染事件诉讼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