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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案例分析：上海虹桥交通枢纽潘蓉夫妇强制拆迁事件 ----强制拆迁，暴力反击，责任与谁？ 一、案例简述 2008年6月12日，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的潘蓉夫妇为了抗拒强制拆迁，将燃烧瓶扔向了工作人员，发生了官员称的“不该发生的故事”。 引发此事的房屋位于闵行区华漕镇吴家巷村陆家弄，这幢宅基地房屋的所有人是当地农民张全余。1994年10月14日，他的儿子张龙其、媳妇潘蓉，注销国内户口赴新西兰定居。同年12月26日，张全余经公证机构公证，将自己在闵行区的6间平房赠与其儿子，但没有变更产权所有人。2005年1月，张全余以旧房陈旧需翻建为由，向闵行区华漕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按照规定，潘蓉夫妇及其子女当时已是外国公民，不应享受宅基地政策。但出于照顾，华漕镇根据闵华府建批[2005]1号文，同意他们在占地面积100平方米的原址，建造建筑面积200平方米的楼房，同时要求他们拆除3间老房。张老先生收到批复并签名确认，但后来却建造了一幢总面积为538.75平方米的4层楼房，其中违法建筑面积达到338.75平方米。2006年8月，虹桥交通枢纽正式启动动拆迁。张家的房屋正好位于规划中机场航站楼的位置，也被列入了动拆迁范围。作为房屋被拆迁的补偿，潘蓉获得每平米761元的房屋重置补贴，以及1480元的土地补偿。计算下来潘蓉的拆迁补偿是67.3万元。但是潘蓉一家对于房屋重置补贴金额不满，认为与市场价格相差过大因此拒绝搬迁。2008年，根据上海市政府城市拆迁条例，工程建设方——机场集团提出申请，闵一动迁公司整理材料，经过闵行区房地局调解、听证、裁决，最终闵行区政府依法批准对张家住宅强制拆除，并对此公示。虽然不能进行协议拆迁，但是上海市闵行区的这个虹桥枢纽工程还得要顺利进行下去，在履行了告知，送达拆迁行政裁决书15天以后，潘蓉仍然没有搬走，闵行区政府启动了了对潘蓉的房屋进行强制拆迁的程序。6月12日清晨上海市闵行区便进行了强制拆迁，指导拆迁的还有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政府副镇长高宝金。在拆迁过程中潘蓉一家高举公民权利，强调《物权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声称没有法院判决书他们决不搬走。而地方政府则是紧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拆迁人也就是通常说得拆迁公司如果已经履行裁决规定的义务，被拆迁人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这一条款进行解释。甚至高宝金说：“有的人脑子别住了，做了一百多次工作也转不过来，这么个情况。”当拆迁动用动土机的时候潘蓉夫妇由于高度紧张和恐慌而向推土机扔自制的汽油瓶，现场的拆迁人员始终保持克制的态度，他们完全可以对潘荣采取更加严厉的反制措施，但是当时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过激的手段。最终潘蓉放弃了自己的房子，而其丈夫则被判妨碍公务罪。但是公民为维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在急迫之下采取非理智行难道就真的这么没有到道理么？难道强制拆迁，暴力反击，责任就全部在老百姓么？ 二、曝露的问题 1.法律程序的不健全 在拆迁过程中潘蓉屡次强调政府强制拆迁没有法院的判决书是违法的。可能从表面看这只是一个程序问题，但这个从根本上来说是我国行政和司法关系的问题。我国自封建社会以来就是一个行政掌握司法、行司不分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虽然在努力改善我们的法制状况但是行政影响司法的状况依然想当严重。这个案例当中拆迁决定是由闵行区政府依法批准的。的确，政府有征收土地的权利，但是征收必须经过法院的批准和评估，然而闵行区政府跳过了这一环节，直接进行公示。这是不符合我国法律程序的，违背了行政和司法相分离的原则。这也是我国法制建设当中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只有减少政府对法律的影响力，才能保持司法的公正和独立。 2.官员法律意识相对薄弱 现代法律强调的是民主，是平等，是社会契约。但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思想想在60年内就彻底根除是不太现实的。在封建时代，中国的地方官员是我们老百姓的衣食父母，老百姓和官员之间地位的悬殊无可厚非，但是现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有些官员还拿出“父母官”的架势，说：“有的人脑子别住了，做了一百多次工作也转不过来”。老百姓脑子真的别住了么？难道不满政府不平等交换这也是一种罪过？难道老百姓就不应该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国家和政府可以？从这些方面说明有些官员的法律意识相对薄弱，民主平等的思想显然需要进一步渗透和培养。 3.立法体系产生矛盾，法与法的对抗 潘蓉以及很多遭受拆迁事件的人民都以《物权法》为护航标，坚定《物权法》对人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效力至高无上。以前没有《物权法》的时候人民只是依据宪法捍卫自己的权利，而现在《物权法》颁布之后人民更是认为有了保障，但是执行拆迁的政府并不以《物权法》规定的条款为依据，而是手持《城市拆迁管理条例》要喝着推土机的前进。同样都是法律，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