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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如何能学习？ 　　“知识经济”概念的流行向我们宣示：“知识已经成为将我们的社会变成‘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资源。”(德鲁克，1993)产业社会正在从一个受资本支配的世界逐步转变为一个受知识支配的世界。这个转变使得“组织的学习”成为热门话题，知识工作的生产率也将成为企业竞争的焦点。然而，总的来说，现在企业中知识的生产仍然处于“手工作坊”阶段，学习也仍然是员工的个人行为，正像《第四代管理》的作者乔伊纳所说得那样，“每个员工个人都在学习，但公司却不曾学习”。“不曾学习”的企业组织有两个特征：一是即使已经让员工参与到改进工作方法中来，所有的改进也仅仅是员工个人知识技能的增加，没有为其他员工所共享；二是员工在工作中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学习如何更好的工作，离开时却把他学到的东西带走了。因此就形成了一种“眼睫毛型学习曲线”：每一个岗位上的员工都要重复他的前任的学习过程，众多员工的个人学习曲线就像在同一条基准线上画出来的眼睫毛，公司整体能力始终徘徊在一个较低水准上。 　　要实现组织的学习，而不仅仅是组织成员个人学习，我们需要探索相应的机制。 　　从集群模仿到模式积累 　　为解释组织的学习，皇家荷兰壳牌集团公司前计划协调员阿里?德赫斯在他的《长寿公司》一书中给我们讲了一个山雀和红知更的故事：在英国林苑中生活着两种普通的小鸣禽——山雀和红知更，而英国有一个由来已久的牛奶递送系统，就是由送奶工人开着小卡车把瓶装的牛奶送到各家各户的门口。过去，奶瓶都是没有盖子的，因此鸟类很容易就能吃到瓶口的乳脂。山雀和红知更学会了从瓶口吸食乳脂，从而开发了一种新的丰富的食物资源。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奶制品的递送者用铝箔封住了奶瓶口。随后，那些山雀全部学会了如何刺穿铝箔封口重新获得这种食物资源，为它们在生存斗争中争取了优势。与此相反，虽然偶尔也有一两只红知更学会了刺穿奶瓶封口，但这种本领不会被传递给其余的红知更。生物学家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后发现，从个体上来看，红知更与山雀一样具有创造性，做为鸣禽，也具有同样多的交流能力，所不同的是它们的生活习性。山雀夫妻在春天开始孵化并抚育小山雀，早夏小山雀就会组成80只左右群落一起活动，而且这样的群体总是保持稳定和完整，正是这种集体活动，使得山雀非常成功的实现了有组织的学习。而红知更是一种有领地观念的鸟类，雄知更不许其他雄性同类进入它的领地，一般说来，红知更倾向于用敌对的方式交流，保持固定的领地而不相互穿越。因此，红知更个体的学习不能转化为集体的学习。 　　我们来再看一看人类的学习过程。人类作为有思维有感情的生物，并不仅仅因为被强化而盲目地重复行动。人们会试图揭示他们的环境。例如早期的狩猎者并不满足于知道如果顶风而行他们就能够很靠近他们的猎物；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们的答案，采取了“故事”的形式。故事提炼出思想和经验，并以描述世界如何运行的形式，为其他人提供第二手经验。讲故事有利于发现新的东西，可以把发现告诉别人。最终，它有助于分享故事的人们达成共识。编制、讲述和理解故事是人们最基本的思维过程。人是有意识的生物，能够形成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就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它常常提供能够指导行为的计划。解释的可靠性程度往往不同，例如，早期狩猎者可能得出结论说，动物的神灵总是聚集在上风头，当狩猎者顺风靠近动物时，其神灵会看到他们并对动物发出警告。这种解释会指导狩猎者总是顶风而行，因而是管用的。但当需要将这种解释扩展到食肉动物追踪其猎物时，人们发现把顺风而行气味会先于猎人到达，使得动物警觉而逃的解释更可靠。人们总是试图以结果来评价解释，保留那些似乎最有效的解释。作为这个过程的一个结果，人类积累了文化。通过这种评估过程，长期下来，被一群人保留的解释将变得更有效。换句话说，人类文化或知识的积累主要不是由一个个孤立的个人来完成的，而是依赖于社会群体和分工。正因为人类会保持解释（有关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式），人类文化或知识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得更广博和复杂。 　　自从泰勒开创科学管理以来，组织的学习始终是管理的核心主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泰勒从研究优秀员工的动作入手，形成标准化的操作方法，然后用来训练其他员工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开发了一种组织学习方式，这种方式将人类知识积累从手工业的师徒制阶段带进了工业化阶段，并在二战中劳工紧缺的情况下将大批妇女快速训练成产业工人。但是，从泰勒制直到流程再造，都包含着“上层思考，下层操作”的基本观念。管理者聘请高薪的设计师、科学家并尽其所能的发挥其发明和创造力。与此同时，又试图让其他人完全按照事先设定的程序、标准来工作，让大多数员工受到流程与标准的严格限制。这条管理思路的背后有一个没有明言的假设，就是假定企业是在一个可以预见的、稳定的环境中竞争，因此可以通过统一的、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