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的所谓企业“改制”典型案例.doc

私有化的所谓企业“改制”典型案例 左大培 一、标准的官方企业“改制”方案：按评估的净资产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 周放生长期在政府机构内部从事国有资产管理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因此他于2004年9月19日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所叙述的国有企业改制程序，应当说是体现了标准的官方的公有企业“改制”方案。 这种改制方案的核心是按评估的净资产出售国有企业所有权。其具体的改制程序是：从待改制国有企业的评估总资产中减去其负债得出其净资产，再减去按人均标准支付的给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的经济补偿金，扣除资产损失、拖欠职工工资、医药费、社保费用、内退人员费用，剩下的才是拟出售的企业国有资产。这样估算出来的企业国有资产就是该企业国有的“评估的净资产”。企业“改制”中出售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时，就是按这种“评估的净资产”来确定国有企业的出让价的。 周放生的这篇文章曾经列举了一个极具典型性的例子：“一家国有企业评估总资产为3亿元，负债率80％，净资产为6千万元，职工500人。改制时，假若企业按平均每人3万元的标准支付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共需1,500万元，扣除资产损失、拖欠职工工资、医药费、社保费用、内退人员费用合计2,500万，所余2千万才是拟出售的企业国有资产”。周放生认为，只要出让价不低于这2千万元，就不存在国有资产的流失。 原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所谓“改制”，实际上也多半实行的是上述那样的国有企业改制方案。 这样按“评估的净资产”来确定公有企业的出让价，表面上似乎很公平：购买公有企业所有权的人偿付了真正的公有净资产的全部价值，因而已经没有任何公有财产的损失。实际上，这样按“评估的净资产”来出售公有企业，却使购买公有企业所有权的人可以用极低的出让价获得对大得多的资产的支配权。在上边周放生所举的例子中就是，购买者出资2千万元就可以获得对3亿元总资产的支配权。 这种公有企业改制方案之荒谬，可以根据统计数据用下列推论来说明：目前国有企业账面负债平均达到其资产的70－80％，欠员工的隐性债务平均也占其资产的20％。在这种情况下按真正的净资产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就意味着平均来说应当以零价格向购买者白送公有企业所有权，至多也只收相当于其总资产10％的售价！这样一来，“化一元钱买下10元钱的国有资产”就成了全国企业“改制”的平均情况。 获得支配权的资产相对于付出的代价多得不成比例，使购买原公有企业所有权的私人可以靠严重损害企业的债权人而暴富。 我国原来的公有制企业有广义的债权人，其中不仅包括账面上的债权人（主要是银行），而且特别包括了公有企业的“隐性债权人”——公有企业的员工。中国的国有企业有一笔政府承认的“隐性债务”，它是国有企业欠本企业职工的债务，其中除了包括困难企业长期拖欠的职工工资、医药费、集资款之外，还要为解雇的员工支付一笔“买断工龄”的钱。这笔“买断工龄”的钱，包括了在解除劳动关系时应给予员工的“经济补偿金”，以及企业改制时内部退养人员的保障费用。 各级政府付出解雇时的“经济补偿金”等各种“买断工龄”的费用，目的是换取解雇现有国有企业员工的权利。从法理上说，“买断工龄”的费用属于一种赎买国有企业员工不可解雇权的赎金。从国有资产中扣除欠本企业员工的各种隐性债务的做法有时被称为“理顺劳动关系”。这些“隐性债务”的存在，使企业员工成了中国公有企业的“隐性债权人”。 按评估公有净资产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不仅忽视了公有企业的上述两类债权人的权益，而且是对他们权益的直接侵犯。 从上述的债权关系来看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可知：至今为止各级政府都是以公有企业所有者的姿态来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并且不允许企业的上述两种债权人干预，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作为公有企业所有者对该企业的所有债务负有完全责任；即使在出售了该企业之后，该企业所欠的所有债务，不仅是欠账面债权人（主要是银行）的，而且包括欠员工的“隐性债务”，都应由政府这个公有企业所有者负责偿还。为了能够承担这些债务的偿还，按照法理这些公有企业所有者应当向其企业的购买者收回该企业全部资产的价值，而不应只满足于收回“评估的公有净资产”的价值。 可是在实际上，推行企业改制的各级政府又都不愿承担上边所说的那种无限责任，而强调它们对其下属企业只负有限责任，企业所欠债务应当用企业自己的资产偿还，公有企业所有者此外不再有任何经济上的责任。但是这样一来，公有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有限责任就等于它们这些所有者过去是以企业本身为依据来向债权人借款——此时相应的企业在债权人看来就象自己贷款的抵押品一样。 而在政府这个所有者只负有限责任的情况下，公有企业就成了给其债权人的抵押品，政府在出售这种企业之前就必须征得相应企业债权人的同意，不经企业债权人认可的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