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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26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强制措施运作模式转变 　　关键词: 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 刑事强制措施 模式转变 　　内容提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诉讼化,在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际上就是落实公法中的比例原则。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我国刑事强制措施运作模式从“追诉型”向“保障型”转变。确立单一的强制措施适用目的、多元化的强制措施结构、证明标准和理性化的强制措施手段和对象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键。 　　任何国家政策都会如影随形、无孔不入地伴随着法律的制定与运用,左右着法制的发展和变革。法律本身因而渗透着国家政策的精髓,执法者和司法者实施法律的过程就是落实国家政策的过程。政策的实现隐藏于执法者和司法者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过程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国家政策与法律秉承着同样的使命和任务,法律的僵化性、可阐释性为政策的适用提供了制度平台。与国家统治秩序息息相关的刑事政策常常是调节社会矛盾、保障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发挥刑事政策在刑事法律运用中的宏观指导作用,对于治理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刑事政策的法律程序化不仅直接引导司法实践,而且使封闭的程序法律适应千变万化的犯罪态势。反过来,刑事程序框定了刑事政策运用的界限,使政策的介入有其分寸与尺度,防止政策取代程序的“无法无天”现象发生。也就是说,刑事政策不仅应当在相对静态的刑法条文中促使非犯罪化、轻刑化与非监禁化得以实现,更应当在动态的、限权的刑事程序法中使国家追诉权张弛有度,以最终将国家刑罚权及时、准确地落实于犯罪者的头上。时下,实务界和理论界倡导的合乎刑事法治理念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迫切需要转化到司法运作之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诉讼化是当务之急。本文即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分析我国刑事强制措施运作模式在立法、司法上的转型。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诉讼化 　　(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西方国家倡导的“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以及我国传统的惩办与宽大的刑事政策之间有着某些不谋而合之处。但是,正确解读宽严相济的含义必须基于时代背景、历史境遇所赋予其的不同侧重点。尽管“宽”、“宽大”、“轻轻”都体现了宽缓的精神,“严”、“惩办”、“重重”均显示了严格、严厉之意,但“宽严相济”与“轻轻重重”讲求宽缓与严厉的并重与协调,宽与严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而非曲解“惩办与宽大”政策而衍生的严打政策,侧重于惩办犯罪者。无论宽缓和严厉,都无法脱离刑事法制的基本框架,无法摆脱罪刑法定、罪行均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约束,不能破坏公平正义的最底线。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执法者在刑事司法过程中,针对不同年龄、智力、身份、主观恶性等的犯罪主体、不同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给予不同程度的刑罚评价。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司法人员合理地运用裁量权,做到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 　　(二)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法律程序中的体现 　　刑事诉讼是将观念中的刑法、纸上的刑法,变为或者说外化为现实中的、个案中的刑法的运动过程。 [1] 刑事政策的实施离不开刑事诉讼过程,而诉讼过程是国家追诉权的运用,适用何种追诉手段来打击已然的犯罪,预防未然的犯罪,不仅仅应当体现刑事诉讼法条文的规定,而且应当体现蕴涵一定价值导向的刑事政策。可以说,刑事诉讼活动表面上看来只是将静态的刑法得以实现的过程,但是,刑事诉讼的功能远不止是诉讼意义上的,刑事程序在刑事政策的驱使之下,实现着犯罪治理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惩罚功能。在诉讼结果上,对某些法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公安司法机关不予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以及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避免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刑事追究。在追诉手段的运用上,为了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对于初犯、从犯、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案件等多适用取保候审等较轻的强制措施,限制甚至禁止适用严厉的侦查手段,在起诉和宣判、执行之前采取犹豫制度,在审理过程中适用简易程序。这些都是宽松刑事政策的体现。但是,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犯罪、毒品犯罪等难以对付的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犯罪,公安司法机关采取技术性侦查手段、适用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在证据制度上实行证明责任倒置制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实行一定程度的合理限制、适用特别的审理程序都是严厉刑事政策的应有之意。总之,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核心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区别对待。公安司法机关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包括犯罪侵害的客体、情节、手段、后果等) 、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包括犯罪时的主观方面、犯罪后的态度、平时表现等) 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