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ap[法律资料]访《检察制度原理》主编、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docVIP

访《检察制度原理》主编、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 　　□中国检察制度基本原理可概括为权力模式、权力制衡、公平正义、公共利益、法制统一、人权保障、正当程序等七大原理。如果将检察制度比喻成一个运动着的物体，权力模式原理与权力制衡原理揭示的是该物体的内部构造，正当程序反映的是该物体运行的轨道，而其他原理则是该物体运行所指向的目标。没有正当程序的规范，检察制度不可能实现上述各种功能;没有这些功能的指引，检察制度就失去行动的方向;没有权力模式原理与权力制衡原理的支撑，检察制度既不能走向正当程序，也不会达到预定的目标。全面考虑这七个方面的内容，才能避免陷入理论的边陲化陷阱，才能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 　　检察制度既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司法制度中颇多争议的内容。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检察改革也成为近年来我国法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和焦点。正所谓“检察制度要改革，检察理论必先行;检察理论要深化，检察原理为中心”。如何厘清中国检察制度的本源和法理基础，从而找准我国检察机关各项权能设置与改革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这是检察改革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理论问题。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重大课题成果———《检察制度原理》一书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该书主编、著名诉讼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 　　■研究中国检察制度及原理应避免“边陲化” 　　记者:樊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主持研究的最高人民检察院重大理论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基本原理”顺利完成。作为诉讼法学者，您选择检察制度原理作为主题进行研究的初衷是什么? 　　樊崇义:实现依法治国是我们法律人的共同目标。然而，中国是一个缺少法治传统的国家，已有的传统并不能让我们逐步走向法治社会。在我国，建设法治社会虽然不能忽视传统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利用我们理性的力量构建新制度。制度构建需要理论的指导，而原理是一个制度理论中的核心部分，只有把握了制度原理才能对制度作整体性的认识，才能准确认识制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检察制度也是一样。 　　但遗憾的是，我国目前有关检察制度的理论研究中，受对策性研究的制约，较多的是对检察制度理论的某些枝节问题进行论述，对检察制度理论的深层原理问题缺少研究，更别说对检察制度的原理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了。受此影响，我国检察制度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悬而未决的重大争议，在近年司法改革的语境下，这种问题尤其明显。因此，对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的研究关乎中国检察制度建设和检察事业发展的大局，关系到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的认识与理解，如何从实然走向应然的问题，我们法学理论工作者理应担当这一历史使命。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检察制度自法国大革命正式产生以来，在西方社会已存续了二百多年。此间，西方社会理论界对检察制度也已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将其理论体系全盘引入，不必再费心力对中国检察制度的原理进行研究”。您如何看待此种观点? 　　樊崇义:之所以要研究中国检察制度的原理而不是直接借用西方检察制度的原理，是实现检察制度与理论的本土化，避免我国检察制度与理论边陲化的需要。 　　所谓边陲化，是指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上具有一种优越的生机控制性，导致非西方的后工业国家对其在制度与理论上都具有一种依赖性，制度上以西方发达国家制度为圭臬，并以移植后者为目标;在学术理论上习惯于西方的思考与理解模式，奉西方国家建构的知识体系为正朔，并产生亦步亦趋的移植现象。 　　边陲化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也可以分为学术与制度两个层面。在学术层面上，一方面，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往往以一种缺乏批判意识的膜拜心态学习西方国家的优势文化，这容易使这些国家的学术丧失独立自主的风格。另一方面，在边陲化过程中，西方国家优势文化成为一种文化的中心，而自己的旧有文化传统逐渐萎缩而沦为边陲，甚至旧有文化传统的优势因子也会像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被倒掉一样，逐渐从学术视野中消失。上述两个方面的结果，就使得构建的知识体系很难引起所在社会成员感知上的共鸣和满足他们在认识上的需求。在制度层面，边陲化制度虽然在这些国家中也会经过立法成为一种显性制度，但由于本土传统文化长期的累积与渗透，其难以适应所在的社会，从而形成一种与边陲化制度这种显性制度相异但实际却支配着人们行为的隐性制度，最终破坏国家制度的权威性与有效性。 　　记者:边陲化的后果我们不可不察。在检察制度的研究上，这种学术边陲化现象又有什么表现呢? 　　樊崇义:一是对我国检察制度所处的权力框架上，虽然明确主张三权分立者还没有，但从有些学者的论述来看，对三权分立的推崇之心已溢于言表;二是因推崇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在我国检察权的定位上，有些学者往往不顾我国的实际情况，而总以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思维模式来理解我国检察权的性质，认为检察权的性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