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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法改革中的人权保障 　　[摘要]强化对人权的保障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刑法改革的鲜明主题。人权保障在中国刑法中的确立首先有赖于人权观念的变革,这体现在: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全球化时代刑法立法的必然要求;刑事司法观念的革新是真正贯彻人权保障的途径。中国刑法立法演进的过程中,在人权保障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的确立、在刑法典中规定了努力限制和减少死刑、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范围的条款等方面,进一步贯彻了刑罚人道主义的精神。 　　[关键词]全球化;人权保障;司法改革晚 　　近十多年来,“全球化”逐渐成为当今各国政界、经济界、社会舆论界乃至法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当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亚洲这一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土地时,中国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契机,创造了一个个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而经济全球化不仅带来资本、技术及其他资源,同时也带动制度文明的跨国传播,促进了法治的发展与人权的弘扬。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发展,人权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处理政治、经济、法律等事务时必须优先予以考虑的问题。而在法治社会的刑事法治这一重要领域,刑法立法的完善与刑事司法的发展也必须切合人权保障之时代要求。本文即以全球化为背景,着力探讨中国刑法中的人权保障问题。 　　一、全球化时代刑法对人权保障日益重视 　　人权的改善和进步需要多层次全方位的保障,法律保障是其中重要的方面。在人权的法律保障中,刑法由于其所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而对人权的全面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强化对人权的保障是全球化时代刑法改革的主旋律。 　　作为国家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刑法直接关涉公民的基本人权,人权保障是刑事法治理念的基础性要求,是当代刑法机能所蕴涵的重要内容。刑法不仅可以通过依法惩罚犯罪来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也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罚处罚,防止惩罚权的滥用,甚至在惩罚罪犯时也维护其应有权益,使其所受到的惩罚与其犯罪行为和刑事责任相适应,保证其免受不公正之惩罚,并通过刑罚的执行来感化和改造犯罪人,促使其重新回归社会。因此,诚如日本刑法学者所言:刑法既是“犯罪人的大宪章”,也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其所谓刑法是“犯罪人的大宪章”,是指在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情况下,保障罪犯免受刑法规定以外的不正当刑罚;而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意即只要公民没有实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就不能对该公民处以刑罚。[1](P9)在此基础上,以刑法保护公民免受犯罪的侵害,也应为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之题中应有之义。刑法对人权的保障,既包括对犯罪人人权的依法保障,更应当包括对被害人及广大守法公民人权的依法保障。 　　鉴于刑法对人权保障特别重要,所以不仅各种国际规约日益注重以刑事措施保障人权,当代各国立法者一般也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尽可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刑法对人权加以保护。就国际规约而言,其人权保障的条款涉及了刑事法领域诸多问题。例如:联合国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对罪刑法定原则作了明确的规定。联合国大会1985年通过的《为罪行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以文书的形式集中规定了保障受害者的基本原则。此外,诸多联合国规约还旗帜鲜明地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并对限制和废止死刑提出明确的要求。就当代各国国内法而言,其刑法的修订与制定,也充分反映了刑法随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而改革发展的世界性潮流与趋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权保障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国、各地区在以刑法手段强化人权保障方面迈出了更大的步伐:1992年法国对其1810年刑法典的全面修订,1995年《澳门刑法典》的颁布,1996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出台并与前苏联刑法典的分离,2002年德国刑法典与奥地利联邦刑法典的修订,2003年瑞士联邦刑法典的修订,无不彰显了人权保障之精神。 　　同样,本着国家性质及刑事政策之考量,为秉承人权保障之宪政精神而进一步强化刑法对人权的全面而有效的保障,无疑也应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刑法改革发展的鲜明主题之一。而在以往的刑法立法与刑事司法实践中,由于过度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忽视了其人权保障机能,因而中国刑法未能很好地发挥其在人权保障中的重要作用。不过,经全面系统修订的中国1997年刑法典的颁行及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不仅标示着中国刑事法治的发展与社会文明的进步,而且有助于中国在人权保障领域开展更为广泛的国际交往,从而与国际社会共同搭建人权保障之对话平台与合作机制,应该说基本上顺应了刑事法治发展之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旨趣。 　　二、全球化时代中国刑法中人权观念之确立 　　当然,人权保障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刑法中的确立并不能仅仅依靠简单的“移植”,它首先有赖于人权观念之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