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怎样看待“五四”及其反传统.docVIP

回望五?四 怎样看待“五四”及其反传统 反传统的内在根源、双重悖论与新文化的中西合璧 ■高旭东 高旭东 　　就是那些救国救民意识略微淡薄的文人，或者埋头于各自专业而较少关注民族兴亡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很少激烈地批判中国的文化传统；越是那 些恨不得中国立刻摆脱贫弱愚昧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人，在“五四”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叛往往也最是激烈。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在文化上自我确认的过程，中国文化会逐渐地更具有世界意义。而且随着中国在社会发展上由现代走向后现代，也必然会对现代性的缺憾进行更多的反思。 　　当代否定“五四”的思潮在中国内地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兴起的“寻根文学”思潮，其中有“寻根文学”作家指责“五四”切断了我们与传统的“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当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在现实中受挫时，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热”也隐隐约约地将矛头对准“五四”，似乎是“五四”切断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而在新潮学人那里，其热衷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对自由主体与人道主义的颠覆，也往往将矛头指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中有学人以后殖民主义为理论武器，指责“五四”的西化倾向是数典忘祖的“鹦鹉学舌”。其实，一些具有新儒家倾向的海外华裔学者，早就开始清算“五四”的文化遗产，认为是“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不得不反思：“五四”的反传统是对传统的“断裂”吗？“五四”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文化遗产？在肯定传统文化价值的时候，“五四”就该被否定吗？“文革”是“五四”的结果吗？因此，在纪念“五四”90周年的今天，怎样全面深入地把握“五四”的文化精神并且予以历史的评价，就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课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是一场激进的反传统运动，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从各自不同的知识视景，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激烈的否定与批判反省。问题就在于，虽然西方从达尔文、马克思到尼采对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动摇与颠覆也是“五四”反传统的精神源泉，然而，“五四”反传统之根本的精神内驱力与内在根源，却是来自于中国文化传统中那种不以信仰为重的实用理性精神，以及家国社稷的兴亡是第一位的文化传统。事实上，在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人为了富国强兵就开始了学习西方的历程，从洋务派学习西方的利炮坚船与科技工艺，到维新派与革命派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从维新派学习西方的虚君共和，到革命派学习西方的民主共和。可以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在“五四”之前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学习西方的大潮，到新文化运动达到了西化的高峰———就是不但在物质文化和体制层面，而且在伦理道德与审美艺术的精神层面，全面向西方文化学习，并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彻底的批判反省。这里的理论逻辑是，既然我们的文化在竞争中没有优势，那么我们就学习你们的文化，学习部分不行，我们就学习你们文化的全体。 　　然而，在世界文化史上，因为战败以及国家陷入生存危机而放弃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并不多见，也许同属于儒家文明圈而率先“脱亚入欧”的日本是个例外，而“五四”激进的反传统斗士也大都留学日本。在其他文明中却多是相反的例证，譬如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从西元前281年开始，耶路撒冷先后被推行希腊文化的塞琉古帝国和罗马所占领，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全盘接受来自希腊与罗马的“先进文化”，而是坚信自己的神，仅仅在罗马统治时期，300万以色列人为了争取信仰自由和民族独立就被屠杀了大约150万，而从犹太教分离出来的基督教，却反过来在精神上征服了疲惫不堪的罗马帝国。在国破人亡之后，散居在基督教世界的犹太人也不放弃自己的犹太教信仰。一些基督徒认为信仰一神教的阿拉伯人容易改宗同是一神教的基督教，但是，尽管十字军东征使无数穆斯林流血牺牲，尽管基督徒利用各种手段诱使穆斯林改变信仰，但是他们的结论是“穆斯林根本不可能改宗”。而中国文化的灵活性使之从来没有这样执着于信仰，而是靠务实的经验与实践来验证理论与信仰的有效性，这就是为什么孔子将儒家最高的道德追求“仁”，送给了不知“礼”的管仲，因为管仲给国家社稷带来了实际利益，使人民免于走向野蛮状态，这也就是“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识时务者为俊杰”……正如五四时期鲁迅在《热风·三十五》这篇随感录中所说的，“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这与后来邓小平的“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如出一辙，都是中国文化那种不以信仰为重的实用理性精神的表现。反传统的内在文化根源来自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这是“五四”反传统的第一个悖论。 　　如果对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进行深层的分析，会发现一个更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那些救国救民意识略微淡薄的文人，或者埋头于各自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