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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律和全球化研究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法律全球化的实质全球化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发生了市场导向的经济变革：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开始削减六、七十年代的福利国家政策，重视市场的作用;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或前社会主义国家则发生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就为整个世界形成统一的市场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大。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世界各国、不同地区国家的GDP对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依存度越来越大。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是高收入、中收入还是低收入国家，都获得了明显的增长，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一半以上是靠国际贸易拉动，国外投资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民族经济越来越与世界经济一体化。 　　经济一体化不单纯是经济的，它必然以国家的政策与法律的变革为先导，同时又进一步推动了国家政策与法律的变革。有没有健全的法律保障系统，已经成为判断是否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而这些法律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最终目的就是增加法的可预测性、可计算性和透明度，即实现法治，以保证资本的跨国界的自由流动，保证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 　　全球化首先发生在贸易、投资领域，很快转入到金融领域、跨国公司治理、劳动标准、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信息透明度，又波及到跨国犯罪、反恐、反腐败、反人道主义犯罪、保护文化多样性、人员跨境流动、国际互联网、环境治理等一系列涉及到全球每个国家、每个组织甚至每个个人的问题。 　　在所有这些领域，不是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能奏效的，而必须通过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必须进行规范性的治理。在全球治理的所有领域都无例外包括法律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与上述领域相适应的法律全球化。 　　所谓法律全球化只不过是其他领域全球化的制度化表现，没有其他领域的制度化的发展，法律全球化无从谈起。而没有法律的确认和保证，其他领域的全球化只是一句空话，或处在较低的水平。但全球化作为一种趋势在各个领域的表现和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即使在经济领域，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涉及到跨境的贸易和生产领域，全球化的趋势很明显，但是许多产品并不进入国际贸易领域，只供本国乃至当地消费，很难说受到全球规则的影响。即使进入全球贸易的领域，为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不被占主流的产品或服务所吞并，本地的产品和服务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国际政治领域，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极独大，反对单极化、反对霸权的多极化的趋势则更为明显，但仍然可以在反恐、反人道主义犯罪、反腐败、人权、外交，乃至战争问题上产生共同的规则。所谓法律全球化并不是全球所有领域都按照一个统一的规则行事，它所制约的主要是跨国领域的活动。全球化的趋势只是表明人类活动的空间领域的扩大，并没有也不可能代替主权国家，大量的人类活动仍然是在国家、本土的领域内。 　　法律全球化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国内法的国际化，另一种是国际法的国内化。国际法的国内化，是一种较强意义上的法律全球化，即有关国家具有统一的规则，它凌驾于主权国家的法律之上，主权国家的国内法必须根据它的标准加以调整;而国内法的国际化，则是一种较弱意义上的法律全球化，并不一定有统一的国际规则、全球性的法律的出现，只不过表现为一种世界性的法律潮流，而这种潮流的源泉则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但是，这两种意义上的法律全球化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国际组织的规则体现了某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而这些规则的来源往往又是这些国家或国家之间的有关规则。 　　二、国内法的国际化：中国的法律移植国内法的国际化，有的学者称之为“全球化的地方主义”(globalized localism)②，即在一国或一个地区范围内通行的法律制度由于某种原因而在更广泛的领域，在全球流行。这种形式的全球化，往往与某一国家或某些国家在世界经济或政治中的主导地位相关。而就接受国而言，或者出于依附地位，或者出于文化影响，接受这些制度和规则。 　　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形式的全球化曾经发生过两次：一次发生在私法领域，即19世纪中叶以来直到20世纪从欧洲开始扩展到世界的仿照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编篡法典运动;另一次发生在公法领域，即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欧、美兴起扩展到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以建立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和司法审查制度为标志的潮流。③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类国内法的国际化也曾发生过两次：一次发生在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以“援助第三世界国家”为名，派“和平队”或类似的组织到那里去，传播美国或西方的法律模式，参与这些国家的立法和法学教育，这就是法律与发展运动④;另一次发生在年代，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随着争夺市场和投资的国际竞争的加剧，在世界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