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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与三十年来中国政商关系刘亚俊 2015.10.08关键字： 制度变迁 经济增长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正如科斯所说，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初具规模，已形成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几个支流。新制度经济学包括四个基本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构成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制度变迁理论涉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存在着两个未解之迷:一个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迷”，即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因此，实际上这个迷更应该叫做“中国近代经济落后之迷”；另外一个迷就是“中国当代经济增长之迷”，即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何以出现罕见的高速增长？对此，经济学家一直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答案。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在我国盛行，学术界出现了用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一、建国以来我国制度变迁的历程我们可以将新中国60多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分为两大时期五个阶段。两大时期是指1949—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时期，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时期。五个阶段是：1.1949—1957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建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快速增长阶段；2.1957—1966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全面实施下经济结构扭曲的阶段；3.1966—1976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下政治挂帅、社会动荡的阶段；4.1978—1991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的改革探索期，其中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诱致性制度变迁扩散阶段（1978—1984年）、城市经济责任制强制性变迁的推广及诱致性、强制性变迁交替阶段（1984—1992年）；5.1992年—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包括整个制度环境的变迁和制度创新阶段。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迁，从内容上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突出地表现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及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作用的变化上；2.分配制度的变迁，从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为辅的原则变迁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3.价格制度的变迁，从改革伊始实行的调放结合、双轨过渡、政府定价与市场定价并存的“价格双轨制”，到如今的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都基本上由市场的供求规律和价值规律决定的价格制度。4.就业制度的变迁，从计划就业向市场就业过渡, 大致经历了由双轨经济体制下的就业制度变革到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劳动力市场全面启动的就业制度变革；5.财政制度的变迁，从1980年起，财政预算体制由中央统收统支制转向包干制，1994 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分税制财政制度，分税制财政制度为最终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公共财政制度奠定了基础；6.行政制度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先后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此外，还有投融资制度、内外贸易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深层次的制度变迁。二、中国制度变迁的路径和特征在整个制度变革过程中，中国经济没有发生像其他东欧国家一样的动荡，原因就在于我国采取的制度变革的路径与方式与之不同。我国的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改革的路径，其特征可概括为：1.“帕累托改进”性质的渐进式改革。中国的改革思路从一开始就是通过渐进式的增量改革来逐步培养市场经济体系，从长期来看，改革的逐步推进使经济效率和社会财富逐渐增加，并扩散到社会各阶层中，使为改革付出成本的社会成员能够得到一定的补偿。因此，在动态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够保证其“帕累托改进”性质，并获得广泛的支持，得以顺利进行。可以说，中国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是：吸取群众的经验和智慧，通过试点试错积累经验，然后循序渐进地、分阶段地、由局部到整体地逐步展开，并采取先易后难、先外围后中心、先微观后宏观的步骤，从而不断取得进展。2.强有力的政府是变革得以进行的根本保障。从诺斯的国家理论中，不难发现，国家是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它是最大的制度供给者和利益协调者，可以实现制度的规模效益。中国政府强大而有效的制度能力成为推动中国体制变革与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理解“中国模式”的关键变量。三、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发展，究竟谁是因谁是果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不过，将制度变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是许多学者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