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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调查中相对人协助义务及其权利保护 　　摘要：行政调查程序中，相对人的协助会明显提高行政调查的效能，帮助行政机关查明真相，以促进其公共职能的实现。但协助本质上属于一种相对义务，有强制性协助和非强制性协助之分。因此，相对人在一定情况下享有拒绝协助的权利，而且拒绝协助的法律后果也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 　　关键词：行政调查；相对人协助；拒绝事由；拒绝后果 　　中图分类号：DF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5302-0103-06 　　在行政管理中，经常要求相对人提供与行政调查有关的报告或记录，协助行政机关调查有关情况或事实。《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67条规定：“相对人应当配合行政机关调查，并提供与调查有关的材料和信息。知晓有关情况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协助行政机关的调查。”由此可见，协助调查的功能在于通过增加相对人的行政负担来促进行政机关公共职能的实现。 　　根据现代公法原理，公民在社会上所拥有的权利和其所负担的义务在总体上处于平衡状态，个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应该附随一定的公共责任。因此，公共责任在本质上构成了公民承担协助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的法理基础。 　　一、我国相对人协助调查的法制现状 　　对相对人协助的极端理解 　　相对人的协助，不仅包括以作为的方式提供相关资料、文件或陈述事实，也包括以不作为的方式接受并容忍行政机关调查。前者是积极的作为义务，后者是消极容忍义务，其共同的目标在于确认事实状态或发现事实真相。如果行政调查的目的具有授益性，如颁法许可、发放福利等，相对人一般会积极主动的配合调查。但是，如果行政调查是为了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决定，相对人是否必须服从呢？ 　　从目前我国行政调查立法和执法现状来看，虽然关于相对人协助的条文很多，但这些规定并未严格区分“强制协助”和“非强制性协助”，也未就相对人不履行协助的情况下该如何处理作具体规定，甚至强调调查职权的“不可侵犯性”，使协助所蕴含的参与色彩渐渐褪去，所谓的协助调查实际上已经成为相对人绝对服从和容忍的强制性义务。如《行政处罚法》第37条就规定：“相对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统计法》第6条明文规定：“行政机关统计调查职权不可侵犯，被调查对象不得拒绝。”这明显充斥着浓厚的调查本位主义色彩。甚至在有些情况下，相对人不履行协助调查，将会受到更重的处罚，如《浙江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第34条规定：“相对人拒绝向调查机关提供相应的进货渠道、供货人、场地、仓库的承租人、托运人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此外，即便我们把协助理解成为一种法定的强制性义务，而要求相对人必须履行协助，相对人是否享有一定的拒绝权以抗拒行政机关某些不正当的调查行为？或者以“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来作为相对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拒绝提供资料的理由？《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只赋予相对人回答“与案件无关问题”的沉默权，《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章“税务检查”中，只有一条规定税务机关进行税务检查时，“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被检查人有权拒绝检查”。但是，上述拒绝权仅仅是程序上的拒绝权，不是基于隐私权、经营自由、商业秘密等实体权利的抗辩，因此难以防范行政机关滥用调查权侵犯公民实体权利的危险。 　　调查权的交叉加重了相对人负担 　　我国还未出台一部完全意义上的《行政程序法》法典，也未像韩国那样制定专门的《行政调查法》，关于相对人协助调查的具体规定主要散布于其他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中。这种单行立法的模式，优点是在不同的领域，可以根据该领域本身的特点选择与其相适应的调查方法，如海关执法检查对相对人协助义务的强度要求明显不同于消防检查。但是，它在突出“因地制宜”之优越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埋下了“职权交叉、重复检查”的隐患。由于行政调查涉及的领域广泛，对于同一个待调查事项，很有可能牵涉多个部门，而这些部门调查权的交叉就会造成企业重复提供各种形式的资料，应付各种形式的检查，无形中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干涉了企业的经营自由。以食品安全的行政调查为例，卫生、工商、农业、质检、商务、进出口检疫、药检、海关等近110个部门都有检查权限，这些繁复的协助工作既增加了行政调查成本，又弱化了相对人对调查行为的信赖程度。一些企业为了应付检查，搞形象工程或提供一些虚假资料、报告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协助调查的法律性质 　　“协助”的法律性质界定决定着被调查者是否必须服从，以及拒绝调查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2005年5月在台北召开的“海峡两岸行政法学术研讨会”上曾就此问题进行了研究，研讨会之初将“协助”大致界定为一种义务，这也符合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现行法律条文关于协助的性质描述，但是研讨会之后，多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