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化的混沌思维.doc

中国古典文化的混沌思维 在技术理性吞噬人文精神，消费逻辑抑制创作欲望的今天，我们探讨中国古典文学精神的混沌思维，揭示民族审美机能的历史发生及其现实活动机制，不仅是为了打捞文明的碎片，更是出于穿越现代性的内在需要，给日益祛魅的平面化和单向度的生活世界浇注些许澄彻通透的诗意活水和创化原能。　　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往往能够启发古典文学研究者向前走得更远。1965年美国控制论专家查德在多值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了“模糊集合”的概念，语言的6随着模糊理论的建立也被提出来。模糊语言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它启发人们对一些言语现象进行多角度的观察与思考。其间，从模糊思维的角度谈中国古典文学者，八九十年代已有不少文章，大多是从小处着手，由一点辐射开去，深挖广拓，即通常所谓“小题大作”的局部研究，如张光亚先生的《试论苏轼诗词的模糊美》将苏轼诗词中的模糊美分为虚与实的模糊美、显与隐的模糊美、重叠模糊美和整体模糊美四种类型[1]，也有试图据此对古典文学作宏观观照者，如程灿先生的《文学语言模糊特性的转换机制与人文精神》从语言学、符号学、思维学、认识论等多层角度对文学语言的6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汉文学的模糊语言也代表汉民族的一种人文精神和思维方式 [2]等。其实，6不仅是人类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混沌思维的一个基本特性。混沌理论是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问世以来，20世纪物理学的第三次大革命，其覆盖面广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几乎各个领域。而从中国古典文学精神的宏观层面上探讨混沌思维，则涉及者不多，进一步的梳理和研究亟待跟进。本文尝试以现代理论观照中国古代作品，对混沌思维的形成过程、混沌思维在古典文学创作中的表现、混沌思维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论证，探寻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共同本质，以期对清理中国古典文学遗产有些借鉴。　　一、混沌思维的形成过程　　虽然“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我们对庐山还是能够有一个总体的印象，这里面就有混沌思维的作用。比如当我们走进一间房间，我们的眼睛环视左右一圈，每次眼睛只能有一个聚焦点，但注视了一会以后我们就能得出对整个房间的总体印象。反过来当我们走出房间时我们也能说得出每件家具的具体位置。这就是一种“混沌序”，一种有机的整体观。因为我们从眼睛有限的聚焦当中得出了整个房间的有机整体，而不被整个房间的无限多的信息和关系扰得无所适从，将这些信息机械地拼凑。因为有了整体的背景，我们的有序是在整体当中的，是一种信息的“混沌序”组合，离开了整体就不再是混沌，而是混乱。[3]同理，“管中窥豹”，我们首先要从整体入手对豹有一个总体印象，然后你才能从“管”中窥见豹斑，并知其为何物、大小和具体形象。如果直接窥豹斑，即使你把所有的豹斑都窥完了，也仍理不出一个头绪，反而被复杂众多的“豹斑”搞糊涂了，陷入混乱，以至乱中无治。　　中国古典文学精神的混沌思维得到了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上的支持。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很早就运用的象征手法，兼有符号和隐喻的双重特征，是艺术表现中现实世界通向彼岸世界的“中介”，这也是混沌思维在古典文学创作手法上的具体表现之一。因此也有学者称混沌思维是象征思维，如苏平富和苏国辉两位先生在《象征思维：中国传统哲学的致思方式》中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致思主题决定了其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致思方式的象征思维。这种思维方式超越了抽象的逻辑语言，走向混沌的诗化语言，依靠直觉、体验弥合了分裂，把握了世界整体，直达“一阴阳”、“贯乾坤”的圆融之境，摆脱有限时间的束缚，使人在永恒流变的时间中获得了意义。[4]　　混沌思维的特点是隐性的而非显性的，所以要研究理解它，就必须深入挖掘中国的传统文化，以至于追溯到文化的根基。在汉语中，与“混沌”意义相近的词，仅《辞源》就收有“混一”、“混元”、“混成”、“混茫”、“浑沦”、“浑敦”、“浑沌”等条。从目前资料来看，“浑沌”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应帝王》之中“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在《庄子》中与浑沌音义相近的词有多个，如鸿蒙、象罔、混冥等，而在《红楼梦·第五回》中有：“开辟鸿蒙，谁为情种”之句说明古人所说的“鸿蒙”即“浑沌”。[5]庄子的浑沌命题实际上是对老子关于“道”的思想的进一步发挥。老子尝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认为宇宙的本原只有一个，宇宙的总规律也只有一个。可以说，没有老庄哲学的根，就没有中国式的混沌思维的枝叶繁茂。　　混沌思维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精神的核心部分，有其深刻的文化成因。中国传统文化是十分强调心与物的统一的，儒家要求“仁智”统一，道家要求“性命双修”，禅宗说“心即佛，佛即心，即心即佛”。正是混沌的中国文化，孕育了中国独特的混沌思维。回首中国历史，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无处不闪烁着混沌的智慧之光。正如高万云先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