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者(辜鸿铭梁漱溟)文件材料.ppt

华中农业大学2011年本科生秋季课程发展社会学 主讲人：狄金华 第五章 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者 辜鸿铭 梁漱溟 辜鸿铭分析欧战的原因及欧洲的出路。——欧洲已陷入两难境地。基督教作为约束力量已然失效，欧洲社会只能靠军队巡警来稳定秩序，于是：如果保留强大的军队和巡警，这种强权崇拜必定终将消灭他们的文明；反之，要是他们消灭了军队和巡警，那么无政府主义同样会使他们的文明毁于一旦。他告诫说，西方国家只有采取中国文明方能补此过，弥此祸。 辜鸿铭的反现代化思想主要表现为：孔子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他建立了一个不是宗教的宗教，因儒家是纯然的道德体系，不是崇拜上帝或诸神的宗教；其功能与西方的宗教近似，也与西方的法律近似，它是道德的律令而非法律。儒家强调义利之分，此乃中国文化之核心与根本原则。 目前进退维谷的最终因由乃在于西方文明的基本本质，它仅依赖个人私利保障秩序。 上帝靠其教士（宗教）或法律靠其警察（国家），基本上是一个办法，此法比儒法低劣多了。儒家并不依赖个人的利益，而仰赖于纯然的德性，不靠惩罚，也不靠奖赏，“没有教士，没有警察，也没有兵。” 辜鸿铭反现代化思想的特点： 第一，文化守成的全面性。宣称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应当保存。 第二，辜氏是一个奇妙而独特的人物，由于其教育的背景，他的文化哲学应该视为西方对现代化批评的一部分，他绝不是如其他亚洲批评者那样的反对西方文化——严格地说，他应当算是现代批评者中东方主义者集团的一员。 第三，终其一生，辜氏不断努力地向西方证明：他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权威，中国文化最起码和西方文化一样有价值。 第四，他明指攻击“西方”的地方，不是轻蔑所有的欧洲人，而是“现代”半教育的半开化的欧洲人；对于那些“坚持来到日本和中国”的西方人，尤其是对传教士与通商口岸的外国人社区，从来都是辜氏恶狠痛击的对象，他攻击的不是“西方文化”本身。 第五，辜氏并非一个反对西方文明的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者，相反的，他既可视为一个欧洲的现代化批评者，也是一个中国的现代化批评者，由于他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特质，他结合了两种角色。 第六，辜氏大部分着作（主要为英文）的目的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尊重中国文化。 第七，辜氏不明示的文化理论是综合中西文化。辜氏公然表白的恰属此点：结合“一种道德价值的美好之真意味，用旧中国的文明联结于一种理解与阐释现代欧洲文明扩张进步理念的心向。” 辜鸿铭反现代化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 其一，辜氏文化哲学的精髓实则来自西方传统本身：19世纪的西方的现代化批评者，如阿诺德、卡莱尔、纳斯钦、爱默生、纽曼以及其他浪漫派诗人。他在西方留学的时候正是这些人最红的时候。 其二，反现代化思想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史模式：从精神“危机”（失去认同）到“觉醒”（找到认同）。 梁漱溟的一生始终在试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何处去。”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梁漱溟研究中西文化，提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 为了实现自己的方案，梁漱溟与1924年开始辞去北大的教习，深入农村，开展乡村建设运动； 1927年得到李济深的支持在广州试办“乡治”， 次年在广东创办乡治讲习所； 1929年参加王鸿一、彭禹廷和梁耀祖等人在河南辉县百泉创办河南村治学院； 1931年在邹平创立乡村建设研究院。 1934年乡村建设讨论会 梁漱溟的“三路向”的文化观 梁漱溟提出了三种理想的文化类型（三种不同意志方向—梁漱溟的哲学名词是“意欲”—的表现）。 第一种类型以西方为代表，乃意志正常及一般的方向，乃对作为动物之一的人类的基本需要进行反应。于是，意志向前推进以征服环境并满足基本需求。 第二种类型，以中国为代表，意志的基本方向是使意志本身与环境相调和的途径，即在意志的需求与环境间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第三种类型以印度为代表：意志回转向它本身将之加以否定。这种文化类型以压抑基本欲求来解决种种矛盾。 梁漱溟乡村实践的困境 困境一：高谈改造而依附政权。 正是由于这个运动因其与政府联合而成为一个妥协的产物，因为他们的干部们没有真正的与农民们结合在一起，才导致了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中的第二个困境。 困境二：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对于梁漱溟的反现代化思想，艾恺的基本评价是“恐怕是亚洲反现代化思想家中最为精深的一位”。具体而言，有如下特色: 其一，梁漱溟的文化哲学系统、深刻，主要表现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人心与人生》两书中，概括而言就是着名的现代化“三路向”理论。 其二，梁漱溟乐观主义地希望得到现代化的物质利益而避其缺失与陷阱，这在亚洲与西方的反现代化思潮中很普遍。 其三，梁漱溟是从“一个多多少少的‘全盘西化派’”发展到“计划在乡村重建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