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合肥海峡两岸首届淮军-环巢湖研究中心-合肥学院.docVIP

2013·（合肥）海峡两岸首届 淮军与刘铭传学术研讨会 论 文 摘 要 二O一三年十月?合肥 淮系在湘、袁集团间的“承前启后” 董丛林（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摘要： 晚清湘系、淮系、袁世凯北洋集团，是对当时朝政、社会乃至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群体势力，三者交错勾连、发展演变而形成一个“三环链”。本文旨在从这一“三环链”的整体中，审视淮系的地位及其与另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文题中的“承前启后”，显然不只是简单地指其形成时间上的“居中”，更包括其形态特点在三者演变中的居中过渡性，以及在诸多要项方面“承前”发展和“启后”生成的衔接性。 就形成时间而言：“淮由湘出”，自有先后，存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差，两者共存的“交叉”时间则更长。而袁氏北洋集团，自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初萌，嗣后逐步成型，时间上与其笼统地说承湘、淮两者之后，不如说承淮衍生更为直接。因为湘系本与袁氏相对缺乏密切联系，况且到袁世凯崭露头角时湘系群体形态已告漫漶，而淮系则因其“开元”领袖李鸿章的在世而实体尚存，袁世凯集团的初始期与之有着一定的交叉共存时间。及至李鸿章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要职由袁继任，则亦可视为完成其群体性替代的标志。 就形态状况而言：湘、淮、袁三集团势力最基本的相同方面，就是以“私属性”（当然，是在特定意义上）颇强的军队为支撑基础和前提，并且实现密切的“军政结合”，形成相应的群体势力。而其最大的不同，一是体现在群体结构状况上；二是体现在首要领袖人物的风貌特征上；三是体现在所属军队的“近代化”（或说“现代化”）程度上；四是体现在之于近代军阀形成过程中的各自段位上（是到袁氏集团那里近代军阀才告正式形成）。在这些具体方面，淮系在湘、袁之间都呈现“居中过渡”的样态。 就“衔接”要素而言：湘、淮、袁三集团先后递次生成，交叉勾连，相承相续，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其特定的客观环境舞台。除此之外，人为的主观能动性因素，乃至包括其中看似偶然实际上颇为关键的一些具体情节，更需要注意探析。以最为醒目者为例，像曾、李关系对于“淮由湘出”的肯綮性作用；淮系要员吴长庆对袁世凯日后崛起提供的最初阶梯保障；袁世凯对淮系诸多要员的延揽和利用；他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要职上的继李而获（不管李鸿章有否直接推荐之事，对此说法不一）等，即颇典型。 把握淮系在湘、袁集团间“承前启后”的地位状况和“角色”关系，对于认识晚清集团性军政势力的发展演变状况，对于认识晚清乃至民初的政治格局和走势，自有重要意义。 关于刘铭传时局观的评价 ——再读《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 方堃（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1880年12月3日（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借辞养病免职归乡已十余年的刘铭传向清廷奏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以下简称“筹造折”）。在该奏折中，刘铭传奏请清廷批准修筑铁路计划，并重点阐述了对当时中国面临安全威胁的看法。着重分析了严峻的现实。可以说，这篇奏折代表了刘铭传对时局的基本判断，是我们研究刘铭传国防思想的重要文献；同时它也是导引我们全面认识并客观评价晚清军事集团中高级将领阶层的重要史料。 关于对时局的判断 在刘铭传的时局观中，对形势发展的判断是最为重要的内容。观刘所奏，其所作判断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如何看待中国国防面临的形势；二是如何确定安全威胁的来源。对此，刘铭传在其所上《筹造折》中均给出了明确答案。关于国防形势，刘铭传指出：“中国自与外洋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自古外患唯有如此之多且强也。彼族遇事风声欺凌挟制；一国有事，各国环窥”，因此觊觎中国之敌手非仅为周边邻国，而是“多且强”的列强集团。而“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因此，就国防全局而言，事实上已经陷入前所未有之困境，“划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关于主要威胁来源，刘铭传明确指出，来自北方的俄罗斯和隔海相望之日本，对中国产生的威胁最大，威胁程度亦最为紧迫,“俄地亘东西，北与我接壤交错，抚背扼吭尤为腹心之患；……其君臣师西洋之长技，恃有铁路，动欲逞螳螂之臂藐视中国，亦遇事与我为难”。刘铭传判断，俄日两国遂目前尚不会发动对华直接大规模入侵，但以两国发展之势，都将是我最危险的近邻，都有可能成为我之最大敌国。 对俄罗斯的发展，刘铭传认为其“此时之持满不发者，非畏我兵力，以铁路未成之故也”。如俄所建远东铁路一旦修成，“不出十年，祸且不测”。对于日本的动向，刘铭传则深受已经去职的福建巡抚丁日昌影响。后者在1877年曾上奏清廷，指出日本前本弱国，“今乃雄踞东方，眈眈虎视”。其野心之逞，“既已断我手足，必将犯我腹心”。刘铭传尤为重视丁论中所提日本对台湾的野心。曾针对日本的野心大声疾呼：“失今不图，吾且为彼虏乎”。对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