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中国金融战略2020.doc

中国金融战略：2020 夏斌 　陈道富 　 2011-02-28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国的未来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矛盾。从内部来说，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以及发展中衍生的新问题将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从外部来说，块头变大的中国经济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也不得不承担与其实际发展水平和能力可能并不相称的世界责任，将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可能更加艰难，需要更高的智慧和更宏大的战略。事实上，当前的中国，面临着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从金融弱国到金融强国的双重转型。这种转型迫切需要战略性思维来指导。为此，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本刊编委员会主任夏斌研究员与其助手陈道富的专著《中国金融战略：2020》对未来10年中国金融战略作出了系统的构画。本栏目特节选在书中与对外金融有关的四个战略性议题：汇率制度、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外汇储备管理的部分论述，让读者先睹为快。 　　迈向浮动汇率制：转轨时期的设计 　　未来汇率制度的选择，既是汇率制度的一种转轨，也是不断寻找市场均衡汇率水平的过程，更是调整国内经济、金融运行体制与机制和宏观调控制度的过程，是一个多目标协调平衡的复杂过程。应该放在更广泛的宏观经济、金融框架和经济与社会稳定关系中动态把握。 　　五项要点 　　鉴于此，为了给国内经济、金融结构的调整，提供充分的时间和条件，未来的汇率制度改革可以在不预先设置时间表的前提下推进。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具体的含义是相同于又不雷同于现行的政策内容。具体应把握好以下五个方面内容： 　　一是确立一中心汇率。中心汇率不一定要事先公布，官方应根据经济及金融发展状况，可适时、主动进行若干次的调整，也可分解在缓慢的波动中。一切视市场状况酌情而定。 　　二是中心汇率应根据贸易、投资等对外经济状况，对方国货币政策的声誉及要素流动的顺畅程度，确定一篮子货币的内容。初期，仍以美元为主，但随着贸易格局的变化，可逐步加大其他国家货币的权重，包括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进一步确立具有实际意义后的SDR等货币商品。随着时间的变化，当调整到一定程度后，也就无所谓中心汇率了，而是逐步逼近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 　　三是根据经济与市场发育状况，在实行中心汇率制度过程中，必须择机、逐步放大汇率的浮动区间。这个“区间”可以公布，也可以不公布，视机而定。在初期，可以不公布，以避免市场在区间边界上的投机活动。通过逐步地、不断地放大汇率浮动区间的过程，慢慢弱化中心汇率一次性调整的频率。 　　四是上述操作过程与细节，同时必须与人民币区域化过程相配合。只有在此配合下，才能加快放松资本项下管制，进一步增强弹性空间，包括浮动区间、“篮子”内的货币权重内容。 　　五是在整个逐步逼近有弹性的浮动汇率过程中，人民币作为“弱势”货币的崛起，应始终保持微弱的升值趋势，起码是币值的基本稳定态势。 　　配套改革 　　汇率制度的转轨过程，不仅涉及制度形式的转变，还将涉及汇率水平的调整，特别是在原先由数量配给予以平衡的价格压力释放过程中，可能会引起汇率水平的大起大落，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预期波动和大量资金跨境流动压力。因此，汇率制度能否顺利转轨需要经济结构和调控方式变革的配合，否则可能会给经济运行埋下隐患。 　　要加速国内经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转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尤其是随着浮动区间的逐步扩大，意味着经济调节将更加倚重汇率价格波动的引导作用。要使这种调节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国内的各类资源必须能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和不同个体之间顺畅流动，以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事实上，在国内原有激励约束机制不合理的情况下，汇率的波动可能并不会自动消除这些配置的不合理，甚至会利用并扩大这些扭曲。目前，国内有些人寄希望于通过汇率升值来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出口部门价值链。对此应看到，汇率升值确实会带来上述改革的压力，但并不会自动解决这些问题，甚至还会因为其他经济、社会矛盾压力，延缓了汇率改革的步伐。因此汇率制度的调整，需要国内经济、金融改革配合，特别是经济结构的调整。汇率调节毕竟属于需求调节工具，在缺乏供给面配合的情况下过度使用，只会引起不必要的经济不稳定。 　　为此，需要尽快降低我国真实存在的准入限制，尤其是服务业的准入限制。同时，通过国内金融业市场化的改革，提高经济调整的灵活性，应将汇率水平调整、汇率制度转轨和国内其他的市场化改革结合起来。这里不存在简单孰先孰后的问题，而是需要协同推进。 　　需要积极发展外汇避险市场。当不得不引入汇率波动时，就需要一定的外汇避险市场来管理风险。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程度加大后，风险管理的主体逐步向市场主体转移，需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