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资料]中国本土案例指导制度之构建.doc

中国本土案例指导制度之构建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与1999年公布的第一个五年纲要相比，这期纲要特别增加了“改革和完善审判指导制度和法律统一适用机制”一节，并使用了“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规定指导性案例的编选标准、编选程序、发布方式、指导规则等”措词，明确提出了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目标。这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创举，为案例工作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制度空间。笔者认为，明确案例指导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可行性是构建案例指导制度的前提、认清案例指导制度的性质及对其准确定位是构建案例指导制度的基础，找准构建案例指导制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有效的应对举措是成功构建案例指导制度的关键。本文试在以上几个层面进行探讨并表达笔者的一点浅见。 　　一、构建案例指导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可行性 　　近年来，一些影响大的案例不但在法院审判工作中而且在社会公众当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在高等院校内的案例教学普遍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很多出版社、重要媒体也更加重视案例的出版汇编和宣传报道工作，各大新闻广播台及电视台也把以案说法类的节目打造成台里的主打节目，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栏目更是吸引观众眼球的亮点;法院的法官在办理新类型及疑难案件时，在查阅现行法律法规的同时往往还要要查阅大量的案例资料等等。诸多现象充分体现出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社会公众法律意识和法律需求的不断增强，这种法律需求推动着我国法治化进程不断前进。 　　众所周知，判例法起源于英国，是英美法系国家重要的法律渊源。自20世纪初以来，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出现了相互渗透和相互借鉴的大趋势，英美法系开始注重成文法的作用，近年来也颁布了许多成文法，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重视判例的作用，导致当今世界出现了两种判例法制度：一种是大陆法系的判例法制度，另一种是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虽然两大判例各有历史渊源和适用规则，但是两大法系在长久适用判例制度过程中积累下了成功的实践和丰富的经验，这为我国目前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和前提。 　　同时，在专注于两大法系判例制度的同时，我们完全也可以从悠久的中华法系历史演进中找到并获得丰富的实证资源。公元前2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秦朝建立起相当完备的法律制度，其中，“廷行事”(裁判成例)是秦朝的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当时对许多案件的判决都以廷行事为依据。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发掘出土的竹简上对此有生动的记载。到西汉时期，廷行事演变发展成为“决事比”，仍然坚持实行已经生效判决执行的典型案例可以作为其后判决的依据。这种在审判中引例断案制度到宋朝时期更加完善，北宋中期以后，出版了大量的判例汇编，作为一种法律形式的断例要经过一定的编纂程序。当时，由于司法活动普遍以例从事，竟出现“以例破法”的问题。明朝时期实行“法例并行”，产生了以律为正文、以例为附注的律例合编的《大明律附例》，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清朝在立法上实行律例合编，乾隆五年，清律修订完毕，以《大清律例》定名。当时，例在司法中地位越来越高，以至形成例的效力大于律，以例代律、以例破律的局面。中华民国时期，继续把例(包括判例和解释例)作为重要的法律渊源。 　　由此我们可以明显发现，裁判案例与成文法律相结合，也即律例并行、以例补律是我们中华法系的重要特征之一，其根深深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是中华民族文明瑰宝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我们拥有这样悠久、丰富的司法传统资源和实证经验，完全能够很好地构建出合理的案例指导制度，以更加饱满的法律热情和自信积极推动案例指导制度的改革进程。 　　二、对案例指导制度的性质及认识定位 　　对案例指导制度的性质，目前理论界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普通法的判例法为参照，认为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中国的判例法制度，赋予案例以法律约束力，是一种法官“造法”活动。第二种观点从法律适用角度来界定案例指导制度，认为案例指导制度本质上应当定位于是一种法律适用活动和制度，但不是一种新的法官“造法”制度。“实行案例指导制度……是要将‘案例’上升到能够‘指导’以后法院审判工作的地位，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起到‘参考’的作用”。我们赞同第二种看法。首先，这种定位符合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中对案例指导制度的定性，即“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中的作用。”其次，这一定位符合我国国家权利配置的法定框架。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分别行使着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从案例指导制度设计的目的来看，它是为了统一法律适用，确保各级审判机关正确地适用法律，提高审判效率，实现司法公正，因此这一制度有助于国家权力配置的有序运转。再次，案例指导制度与现行的司法解释制度相互补充，确保司法权的充分正确行使。在实践中，我国司法机关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