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资料]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制度研究.docVIP

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制度研究 　　一、两大法系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比较分析 　　(一)证明责任的概念 　　“证明责任”一词最早见于古罗马法，包含了以下两层意义：一、提出诉讼主张的人应对其主张的事实负证明责任;二、双方均不能提出证据时，负证明责任的一方败诉。即所谓“原告不证明，被告即获胜。”古罗马的证明责任制度对后世的法学理论和审判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诉讼制度都传承了其关于证明责任的主要观念。 　　第一、英美法系中证明责任涵义。根据英美法系“证明责任分层理论”，证明责任分为提供证据的责任(又称为举证责任，在我国法学界通说认为举证责任一词与证明责任同义，为避免误解，本文不使用此概念)和说服责任，在刑事诉讼中说明责任只能由控诉方来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是指控辩双方在诉讼中，应当根据诉讼进行的状态，就其主张或者反驳的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到法律所要求的程度;说明责任则是控诉方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结果，能够保证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如果需要证明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控诉方则承担由此而产生的败诉结果。 　　在英美法系双方相互独立且层次不同。首先，两者要求不同，前者要求标准较低，以达到“合理怀疑的证据优势”或“表面可信”之程度为要求;后者则要求“排除合理怀疑”。如被告人只需对有罪的证明提出合理疑点，其辩护即可成立，而控诉方则需没有合理疑点的证明。其次，在后果上，提供证据责任产生于诉讼法的要求，解决的是法律问题，即所提交的事实能够通过法官使其认为该事实争议有提交法庭的必要，不必然导致败诉后果;而说明责任则针对事实问题，体现为对指控事实的最终认定。其根据实体法的要求产生 ，控诉方若要胜诉，必须就其中的事实说服法官或陪审团，否则承担败诉后果。再次，前者可以在控辩双方之间来回发生转移，推进诉讼的进行，而后者则固定于控诉方，不发生转移，即最终的证明责任仍由控诉方来承担 。 　　第二、大陆法系中证明责任涵义。在大陆法系中，证明责任更多的体现于私法领域，也没有说服责任和提供证据责任这两个概念，而是分为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行为责任是主观的证明责任，其意在于要求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提供证据，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行为，不涉及诉讼结果，类似于提供证据责任。而结果责任是客观的证明责任，目的在于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提供法官解决案件的依据，如果在诉讼结束时，案件的要件事实仍处于不明状态，则法官根据该证据证明责任的负担确定案件的结果，类似于说服责任。 　　(二)比较分析 　　由于两大法系在诉讼价值，诉讼模式上存在着不同，故在实践中其对证明责任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制度安排。 　　英美法系在诉讼中采用当事人主义，其重在实现公平竞争的价值，诉讼双方都有危险的承担可能，故其刑事诉讼中让控诉方和被告人都承担证明责任的安排有利于发挥诉讼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双方也因为自己的举证而承担不利后果的可能。法院处于消极和中立的地位，依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作出裁判。 　　大陆法系采用职权主义的诉讼制度，价值上倾向于发现事实真相，实现正义维护秩序，司法机关享有较大的权力，法官也积极主动的调查收集证据，不受检察官和被告人举证的限制，不是消极的中立者。故这种采用讯问制由法庭来判明事实的制度，目的在于为法官发现案件真相提供一种可能的途径。故大陆法系往往偏重于行为责任，而忽视结果责任。因而有学说认为，实质的证明责任仍然由法院依职权为之，法院必须顾及一切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情况，公正的查明案情，而被告人则不负任何证明责任，其中被告人举证、反驳等权利仅是被告人辩护权的反映而不是作为证明责任的义务 。 　　二、我国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 　　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是该制度的核心问题，即证明被告人有罪、无罪或其他与犯罪有关的特定事项的责任如何在控诉方和被告人之间进行配置的问题。合理的分配责任，不仅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也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诉讼任务的完成以及刑事政策的实现。 　　如何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明责任制度，须从刑事诉讼的职能出发。刑事诉讼的职能有二：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人权是人所固有的尊严和价值，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自然不能排除在外。而惩罚犯罪，最大限度的打击犯罪分子，从而有效的控制犯罪的发生也是刑事诉讼需要实现的价值。 　　在证明责任上，两者既矛盾又统一。人权的衡量标准之一是安全的生活，如果刑事活动能够控制犯罪的发生，则可以为公民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人权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可能性则大为降低。但另一个方面，比如加强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可能有利于案件的侦破和控制犯罪，达成刑事政策目标的实现，但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价值就减弱了，因为这有可能造成被告人甚至普通公民面临权利危机;而如果过于强调保障被告人的人权，放弃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则有可能无法实现打击犯罪的目的，在整体上影响社会治安，造成公民的人身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