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纲要》读后感.docxVIP

读《伦理学纲要》有感信息学院自动化类1509班蒋红泽厚先生是一位美学、思想史学、哲学大师，曾入选《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被誉为“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奇观”，名字被收入到美学、马克思主义以及身体理论类别下。先生的《伦理学纲要》可以说是中西方伦理学的一个简要对比和整理，让我领略了中西方伦理学摩擦、碰撞所诞生的绚丽的思想火花，也引发了我自己的一些思考。集体还是个人？西方伦理重在个人而轻集体，东方伦理重在集体而轻个人。李泽厚先生认为西方的价值更符合当今的时代特征，但这仅仅只是时代的改变导致的结果。李泽厚先生说：“我以为人是从‘个人为整体而存在’发展成‘整体为个人而存在’。强调后者而否定前者是非历史的，强调后者而否定前者是反历史的”。我想历史中伦理取向并非是唯一的，在每一个时代都存在“个人为整体存在”和“整体为个人存在”的状况。西方伦理看似是以小家为文化中心，但其实不可否认小家是大家的组成部分，小家的发展也就是大家的发展，只不过在西方伦理中，更多的是以小家的形式对外显现的，而在东方大多情况下是以大家的形式对外表现的。整体还是个人。只不过是声音大与声音小，表现强与表现弱的区别罢了。没有了个体，那又拿什么来构成集体；没有了集体，那个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集体与个体应该是相互依存、唇齿相依的关系。经验还是先验？西方伦理学重视先验的宗教性伦理，东方伦理重视经验的世俗性伦理。所谓宗教性伦理，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宗教性道德本是一种社会性道德。它本是一定时代、地域、民族、集团即一定时、空、条件环境下的或大或小的人类群体为维持、保护、延续其生存、生活所要求的共同行为方式、准则或标准。由于当时的环境和主客观条件，这种社会性道德必须也必然以一种超社会超人世的现象出现。从图腾时代的动物崇拜到宗法社会的祖先崇拜，从多神到一神，从巫术到宗教，甚至抽象到哲学理论上，都如此。即都以世上人间的各种道德准则、人的行为规范、心性修养，本源于超越此有限人际、生活世俗的“天理”、“良心”、“上帝”、“理性”，正因为这样，人群才慑服，万众才信从。”典型代表是康德的“先验论”中的“绝对命令”话语，认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西方统治者在西方人类文明出现不久之后便学会了如何运用超社会超人世的现象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便创造了“上帝”、“耶稣”，创造了西方神学，并借此来维护秩序，建立和宣扬道德法令。再加上当时的科学水平无法解释一些超越实际的现象，西方神学在统治者的支持之下很快便深入人心，并且随着历史的积累愈发根深蒂固。所以大多数西方人在出生之后就在宗教的背景之下得到了先人流传下来的经验，然而并不存在永恒的伦理价值，但又并非绝对依照先验法则一成不变，而是在核心原则的基础上与时代经验相契合。东方的经验世俗性伦理则认为“礼”源于“俗”，伦理是产生于现实世界的，是来自所有现实文化风俗的原始积淀，道德的基础和关注应完全是现世的，加之宋明理学追求超验的失败，所以认为宗教的超现世角度对伦理道德有害。孔子有云：“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可知孔子更看重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在个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也就是现实的经验对伦理道德的作用。但宗教性伦理在为人的尊严和平等的维护、人的天赋的诠释，对道德实践和道德教育提供独特资源等方面，世俗性伦理于此都有不足之处。于此李泽厚先生提出了“经验变‘先验’”的思想，也可理解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未知生，焉知死”还是“未知死，焉知生”？孔子有云：“未知生，焉知死？”这一观点其实就是一种重视生的现实，轻视对死的思索的伦理姿态，也就是《镜花缘》中的：“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态度，对东方文化的后世影响极其深远。事实上，孔子历来对死亡、鬼神问题都采取尽可能回避的态度，他的态度后来也就成为了一种东方文化态度。儒家学派认为，人生活一天，便要做一天应当做的事情；对于将来必至的死，不必关心，不必虑及。另外，中华文化中的大多数其他学派文明也都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也都大致相同。生与死是人的两端，每个人都是由生走向死。中国人的人生观大多是站在生的一端来看问题，但这种观察角度却又一直无法提升到西方伦理中所谓“向死而生”的高度，也就是“未知死，焉知生？”。将西方这一伦理态度发挥到极致的，我想因该是日本武士和军人。很多人都见过日本武士腰间常常插着两把刀，长的叫“太刀”，为战斗用刀，短的名叫“肋插” ，专为剖腹使用。武士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剖腹自杀，如战败，做了对不起主公的事情等等。日军士兵在战斗中视死如归，战败后集体自杀的场景也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我觉得，这种对待死亡的气度在全世界各民族中都当属罕见。由此，我想到，这两种对于生死的态度或许和先验论与经验论脱不了关系，先验侧重死后留下的思想道法，而经验侧重生前的人生之道。但人只有参透死亡，不惧怕死亡，才能够坦然淡然地面对死亡，才能够更好地体味